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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往事:好人家的孩子

2016年08月03日   关注老人   来源:游金地   编辑:若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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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是1965年上的山西大学历史系,入学不久就知道,班上有两个出身不好的同学,一个是我,富农;一个是乔象鋐,地主。

  我是1965年上的山西大学历史系,入学不久就知道,班上有两个出身不好的同学,一个是我,富农;一个是乔象鋐,地主。

  我们入学的时候,系主任是许预甲。一次闲谈,许先生说你是临晋镇韩家场村的吧,又说自己是许家庄的(离韩家场二里地)。然后问我,韩家场有个叫韩儒兴的,是你的什么人?我说不知道,只知道“儒”字辈的该是我爷爷那一辈的。寒假回去问爷爷,爷爷说此人是他的亲哥哥,跟许家庄的许预甲是镇上小学的同学,每逢考试,不是这个第一,就是那个第一。他这个哥哥,十八九岁得伤寒去世了。许预甲后来上了北大,是一个很用功、也很节俭的学生。一块肥皂,要切成几片,用完一片再用一片。

  “文革”中开会批斗许先生,最大的罪名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后,投奔阎锡山,抗战期间任战史室主任,少将军衔。次一等的罪名好几个,其中一个是,每年招收学生,有专人负责,而最后录取,他都要一一过目定夺,对出身不好的学生,尤其认真,总要挑选所谓的好人家的孩子。这个好人家,在批判者那里,自然是打了引号的。

  这话让我暗暗吃惊。

  不光想到了我,也想到了同班同学乔象鋐。

  以身世而论,他真正是个好人家的孩子。

  山西大学教授姚奠中是章太炎的学生,鲁迅的师兄弟。前年过世,活了100岁。看过姚先生的传记,方知当年奖掖资助姚先生的,正是乔象鋐的父亲乔鹤仙先生。乔老先生当年在山西,可以说是一位文化名人,曾在山西大学历史系任教,新中国成立初期是省文史馆的馆员。子女多有成才者。

  再后来,看书多了,也就知道,为什么30个学生里,有两个出身不好的。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某一年,凡出身不好的,一律不得上大学,结果那一年,够资格的全录取了,还招不够,只好临时抽调在职干部进入大学学习。到了60年代前期,政策相对成熟,经过相当严格的政审程序,可以招收出身不好的学生了,给的比例是百分之五。历史系一个班30个人,按比例是一个半,人没有半个,只能是两个。

  一年只能招两个出身不好的,怎能不让许先生挑来挑去,费尽心机?

  弄清了这一点,我心里大为感动。不能不承认,许先生这样做,多少是有点私心的。他的好人家孩子的判断,全来自他个人的经历。

  有了这层关系,有人或许会说,你和乔象鋐在班上,定然是过从甚密的好朋友吧。请想想,在那个年代,两个出身不好的,怎么会过从甚密,授人以柄呢?但我们确实是好朋友,只是过从不密罢了。

  毕业分配的时候,最亏的要数象鋐。

  几十年后,仍得承认,不管局势怎样混乱,主持分配的机构还是公道的。配备的名额,做到各回各地,还有富余。但是到了系里班里,就不一样了。享受特权的是那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出身好的,还可以争一争,事实上也没人敢歧视,出身不好的,只能是垫底了。我家在运城,分到汾西县,还不能说多坏,象鋐家在太原,太原有足够的名额,没他的份。那就回老家吧,他老家在河津,运城地区的名额并不少,轮不到我,也轮不到他,结果是去了有大骨节病的安泽县。一待就是七八年,费尽周折,才调回太原。

  有次见了面,说起过去的事,象鋐说,他母亲的坟,在太原的万安公墓,有次清明上坟,路过一处坟区,看到许预甲先生的墓,就分出一部分祭品,给坟前洒了酒,点了香,行礼如仪。再后来,每年清明上坟时,就备上两份祭品,先给许先生上了,再给他母亲上。

  我听了,眼里潮潮的,心里沉沉的。

  象鋐一直是中学历史老师,退休后又教了十年复习班,前几天通电话说,把这一茬学生送走,就不教了。
游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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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若木]
标签: 悠悠往事 好人家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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