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有待于道德复兴


　　老子《德道经》著于二干伍百多年以前，早于任何一个宗教的产生，她是对古代道德文化的总结，她本身是超越一切宗教的自然大道学说（不在宗教范围之内），是人类传统文化皇冠上的一颗明珠。我们的祖先因为能够纵观阴阳，玄览隐显，跨越太极弦线的障碍，认识自然，掌握自然，顺应自然，因此对宇宙真理的认识要比现代人深刻得多。老子亲身实践了圣人之治的方法论，性命圆成，回归自然。他站在自然的高度撰写的《德道经》瑰集了远古祖先们对自然大道本质的真知灼见，因此老子《德道经》也就自然地成为人类道德论的鼻祖。

　　纵观中华民族的整个发展史，无论是上古还是三皇五帝，不论是东周列国还是后来的历朝历代，一直到宋代，可以说是一个以道德为主导精神主理东方社会的过程，道德经典教育，道德精神明显作用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时期。老子《德道经》中所蕴涵和延续的道德文化长期滋养着中华民族。这种特性表现在三大块上：其一，汉代以前，没有任何组织形式的人文文化，道德民风自然吹拂，渗透在几千年来社会发展的人文文化大系统之中，潜移默化地根植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携带在炎黄子子孙孙的灵魂之申；其二，运用道德经典进行教育，例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就是按照黄老学说的经典，《黄帝·四经》和老子《德道经》为主进行全民道德经典教育，通过经典教育营养国民的精神系统，从而开创了文景大治的辉煌。唐代也是运用道德经典教育进行治世而创造奇迹的时期，当时《黄帝-四经》已经失佚，而主要采用老子《德道经》进行全民道德经典教育；其三，就是当对道德的自然信仰出现淡化，国家教育中又丢弃道德经典教育时，社会就诞生出以道德为宗旨的宗教，维系着民族精神的营养供应。这就是本土宗教，传统道家文化的宣传形式，用法、仪、教义、文字、语言，直接在信民中教化。

　　从汉代末期开始，由于帝王治国，早就已经从道治逐步下滑到了人治，即经“德治——仁治——义治——礼治——智治”逐渐下滑的过程，下滑到了五德治世中的礼治状态，这种治国的方式是仅以帝王个人的智识治国，这也就是“人治”历史时期。帝王智识用事，唯己唯欲取用传统道德文化中的内容，从备方面扼杀道德文化的延续，这一现象发展到汉代后期，已经进入了极为典型的状态，此时，张道陵顺天应人，在东汉末年创立道教。他从显态构筑起了道德精神的防线，强化和巩固了老子《德道经》所蕴涵的道德文化精神？张道陵所创的天师道“正一教”随着历史的发展，终被人们所接受，被元代前的帝王们所认可，一度成为国教，从而产生了盛唐之治和早期宋朝的兴盛时期。使民族的道德精神在人文文化领域得以延续与发展。

　　中华道德传统文化，道德精神食粮，自从有了外族入侵统治中华以后，特别是南宋时期出现的理学之风将道德精神虚化、将孔孟思想教条化以后，就逐步进入了匮乏的历史时期。从金国入侵建立元朝开始，道德精神日渐式微，人们的道德观念更加淡漠了。道随世变，此时产生了以王重阳、邱处机为开派的全真教。这一教派的“出家式”和“宫观式”，与正一教的全民式道教“居家式”相比较而言，粗看似乎是一种退步，不利于道德精神在全民中的传播。但是，实质上对道德精神在民族中的传播和延续，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方式，更有利于在外族入主中原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更好地维系道德人文精神在民族中的延续与发展，使道德精神不至于在外来精神思想的冲击下，完全断灭与消失。历史发展到今天也证明，这一形式的变革，具有它不可低估的作用。

　　道是永恒不变的，形式却在顺应自然变化之中不断地改变．“有之以为利”将始终在“无之以为用”为统帅的前提下，随时随势而变化。中华的历史，有道德则昌盛，离道德则动乱。不看历史，不用道德精神分析历史，我们就不会明白其中道理。任何集团、群体，“同于德者，道亦德之；同于失者，道亦失之。”，这是自然法则，人力难为，所以，我们应该认识这个道德精神真正产生和发展的必然历史，认识到道德精神是社会兴旺稳定的源动力，从而在必然之中顺应其中的自然变化。

　　老子《德道经》在唐代的普及学习与实践，道德经典教育的国策实施，是造就大唐鼎盛的根本动力源泉。唐朝的执政者们就是较为正确地采用了老子的治世思想，虽然他们是在运用与宗教道德同步的方略下运用老子《德道经》，但主要原因还是他们成功地运用国家执政的管理权力，通过行政推行全民道德教化，完成运用老子《德道经》这一经典进行国民精神建设的治国方略。唐朝执政者自称为老子的后裔，玄宗亲自为老子《德道经》作注，制令士庶均须家藏一本。开元二十九年“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①奉行崇道德、以德治国的政策。这些治国措施，使老子《德道经》家喻户晓，老吟幼颂，士庶皆尊，从而奠定了坚实的民族精神文明基础，实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百业兴旺发达，诞生了百世流芳的“贞观之治”②的鼎盛，曾经一度出现“监狱成空，吏同虚设”的奇观，谱写了中华民族道德文化历史上无比辉煌的一页。由此可见老子《德道经》中蕴含着无比强大的道德精神力量，足以兴国家，旺民族。

　　在唐代，老子《德道经》曾经带给我们民族最鼎盛的辉煌，至今仍然被世界各地所钦佩敬仰。但是宋代以后人们一旦僵化道德精神，特别是明代独尊理学，将老子《德道经》剔出国家教育总纲，仅仅将她作为道教的专利品，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时，也就难显她治世的无穷力量，难以透发其中的光芒。历史上成功应用道德经典进行全民教育，并且带来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发展，开创中华民族历史的辉煌，唯见汉唐两大历史时期，迄今仍然影响深远。古代道德经典教育的成功已经成为了历史，但也可以给我们今天的国家治理难、道德教育难提供一些强有力的历史经验，我们的确应当高度重视道德经典教育的宝贵精神财富。

　　①“制两京、诸州……每年准明经例考试。”段：《玄宗本记》记载，开元十九年（731年）令五岳各置老君庙，开元廿一年（733年）令士庶家藏《道德经》一本，每年贡举人量……承祯颇善篆隶书，玄宗令以三本写《道德经》，因刊正文句，定着五千三百八十言。唐玄宗对吴筠、司马承祯、张果均颇器重。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正月丁丑，制两京……。两京，隋唐时期将长安与洛阳称为东、西两京，其布局之规整、建筑之宏伟，举世闻名。

　　②贞观之治：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以德治国，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富裕安康，经济发展，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他在位时年号为贞观，故称这一段时期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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