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研究中国道德根文化治理学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纲领。纲举目张是极为浅显的道理。但是,目遮眼盲的事情却仍然常见,当其构成话语权威时就会影响历史。只有把离道失德这个纲领把握住了,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去理解历史现象,消化、吸收以及应用根文化思想。中国文化历史的发展,是一部道与德的文化历史。文化的病理学改变,其根源就是“离道失德,弃善乱正”,病理变化同样具有层级与次第性。

　　文明诞生文化,文化诞生哲学,文明又分为内求法的“内文明”和外求法的“外文明”。中华道德根文化的主根,是由伏羲创立的易道文化、黄帝创立的法道文化、老子创立的德道文化所共同组成。文化又分为大道文化与常道文化两大系统,老子通于大道,孔子精于常道。孔子原儒的哲学思想是源于大道阐常道,是文化主根的分支根。

　　中华文化的主根是在两千五百前年至五千年前形成,并且是以大道文化为主体、为原生态而展开。帛书与竹简的《五行经》都曾经同样界定性地指出:“唐型於内胃之惠之行①,不型於内胃之行。义型於内胃之惠之行,不型於内胃之行。礼型於内胃之惠之行;不型於内,胃之【行】。【智】型於内胃之悳之行,不型於内胃之行。圣型於内胃之惠之行,不型於内胃之惠之行。惠之行五,和胃之惠,四行和胃之善。善,人道也;惠,天道也。”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德道。”这些揭示,有利于还原文化历史变革的原貌,理顺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形名变化和实质的蜕变。中国有文字记录的文化历史历时五千年之久,两千五百年以前在周朝之前是慧识悊学的“大道”文化时期,在春秋之前则是智识哲学的“德道”文化时期,秦汉期间是轴心时代转折期的尾声,也是智识向意识霸治全面转折的蜕变，此时诞生的则是意识哲学的“道德”文化时期。

　　这也是汉武帝时期,皇权为何要将原生态的老子《德道经》颠倒篇名和篇序,篡改为《道德经》的重要原因。

　　因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经历了大道文化、德道文化、道德文化的时代变迁,形名变化,但是始终不离大道,哲学思想一脉相承。

　　黄帝老子的治理学术思想,全都不离尊道贵德,顺应天道自然的法则和宇宙秩序,以及“天执一,明三,定二”的度、数、信准则。顺天应人,而修身治世。离道失德的关键是修身“内文明”文化教育的丢失,王治向霸治的全面滑落,跌入霸治兴亡周期律内长期挣扎,而难以砸碎这个霸治兴亡周期律的链环。

　　①宋代苏轼《题西林壁》。

　　一.人类离道失德而远离无为而治的历史时期

　　我国历史上真正的无为而治时期,是在伏羲、女娲、神农三皇时期之前就已经诞生,并且在三皇时期全面展开。从老子《德道经》、《黄帝四经》、《庄子》、《化书》等许多历史著名典籍中,全都可以找到相关脉络和语焉不详的少量记载。

　　无为而治与有为而治是对立的统一。在有为而治未出现之前,无为而治是一种很自然的治理状态,是一种“只缘身在此山中”①的生态顺应,并不会直接表白自己这个就是无为而治。因此,只能以宇宙万物最根本的属性——能量的品质进行区分,分别定位为道洽时期与德治时期。当然,古代也称之为皇治和帝治。

　　社会的道治与德治时期,在人体生命内境中,全息地浓缩成胎婴期和幼儿期,并且具有生命重演律的反复展示性和提示性。人体内、生命里的这个道治、德治或者说皇治、帝治阶段,是全息地镶嵌在我们的生命密码之中和信息体之中的。它具有生命的重演律,生生世世都在按照这个规律在进行反复地重演。生命不息,那么这个演示就重演不止。只有等到教育彻底地改变,而且宇宙能量大的环境场①完整以后,才可能终止这种生命重演律。

　　只有老子高屋建瓴地揭示出其中的成因和一致性:“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可惜的是,近两千五百年以来,我们不承认也不认知是“德”在维持着我们的生命,看不到是道使物构成形而成为器,万物的本能是尊道贵德。这些都被我们的阴意识给推翻了,被我们的阴我心否定了。所以,人类就始终摸不着北,找不到家门。只有道德根文化才能洞察其中的文化原理和教育法则;只有回到黄老文化的基点上,才能够找到教育的办法和人类正确发展的方向。

　　二、人类的欲望与私心导致治理体制的转折

　　社会的离道失德,“德一”的分崩离析,必然发生能量的解析、品质的降低,产生单向延伸。“一”分解成五,仁、义、礼、智、信的能量品质和能量属性开始出现。“德一”之所以保持不住完整性,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人类精神的欲望和私心逐步崛起,人类心灵意识的品格下降,无法保持住少私而寡欲的生理状态,从而失去直接接受、应用光态能量“德一”的资质。简单地说,就是失去了“德一”能量这个通行证和许可证,不能够再直接享用生物光态的“德一”能量了,从而自我下滑式地跌入转折时期。

　　这个转折时期,既是无为而治向有为而治全面转换的时期,同时也是德一”能量失去完整性而支离破碎分解开来的转换时期。导致转折期形成的原因,是人类的欲望与私心;对应于生命内在的机制,成因则是阴我心对阳我心主导权的篡夺与取代,迅速从倡导无为而治的“仁德”滑落为以有为而治为主导的“仁善”,开始了以仁善之德为用,而以义德掩盖利益的王治社会时期,这是一个分水岭和转折点。皇洽、帝洽时期真实且名副其实的“王”被取代,由于阴我心(转阳后为正我心)仍然是心内“王室”三成员之一,故仍然名为“王治”。但是,由于阴我心(正我心)的司职功能是治理生命的前六识,具有天然的有为治理与后天行为特性,仁义虽然位居五德之首,性质上却已经与“德一”能量的品质相形见绌,不足以在生命体内具有光态和音态,而只具有炁态和声态的能量品质。

　　①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场”的概念与西方高能物理学说研究的“场”有异曲同工之处。物理学中的场指物体在空间中的分布情况。场是一种特殊物质,看不见摸不着,弥散于全空间。爱因斯坦曾指出。“广义相对论”是一种场论。但是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中国道德根文化所观察和研究到的场,比现代高能物理学的研究范畴要更加宽广,层级更高。而且,在慧识悊学和性识悊学范畴内,场还是可以观察到的现象。现代物理学还需要有质的突破,才能达到中国古人已经研究到的层级和领域。

　　三、信德丧失是一切祸乱的根源

　　王道治世,是社会从慧识悊学的大道文化滑入智识哲学的德道文化以后的后期,并且即将进入意识哲学的道德文化时期.是以德为体、以仁为标,以义为用,主要是表现在以仁治为主体目标,以义为用而争取复归于仁,希望实现“上仁为之而无以为”的状态,历史上是以三王为代表,属于夏、商、周时期。这个时候是信德承载仁德而木克土,义德为用而土生金,对信德土能量的需求明显上升,因此法治开始诞生而辅助,主体是依靠信德承载仁德,信土生义金而展开。这一社会治理特征,与人少年时期的教育特征一致。因此,对于人生教育而言,少年期的养正教育极其关键和重要。如果能真正地正确把握住信德与仁德、义德的教育,保证教育到位,那么人生逆向回归“德一”甚易,顺向做人不难。治理学是对修身和治世进行同步研究的,但更偏重于先认识生命,先进行修身,构筑好我们的生命。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无论是在家庭教育,还是在社会教育,都应当把握好这一个时期的特点。少年时期所对应的生理时期,也就是先天向后天全面进行转换的时期,那么对应教育的重点就是信德和仁德。把这两个关键点抓住,教育就极其容易成功。

　　阴土伪信虚耗心阳火,阴木假仁难使心光明。信德既是五行之土,同时也是生命意识的品格,更与我们消化的食物密切相关。现在的孩子们大量的零食吃在口里,实际上破坏的是意识,破坏的是阳性意识在体内的正常发育。人们全都上了生产厂家的当,而厂家为了盈利大量地使用添加剂,刺激人前五根的舌识和味觉,使人们贪恋这些刺激,把垃圾食品大量地装进了自己的体内。很多少年儿童由于没有经过正确的仁德和信德的培养,养成了依赖零食的恶习,导致身体过早地发育,甚至畸形,肥胖症大量地产生,这同样跟道德教养缺失密切相关。不要说我们的教育不存在问题,用治理学和修身学说对照,用生命的真相对比,可以说在阴意识的指导下,我们稍不留神就会踩进陷坑里,都可能毁坏自己的生命,摧毁我们的意志。

　　意识的生理功能是体内执行贯彻、上传下达的综合功能。如果不具备厚实的正信,信德一旦丧失,欺上压下、瞒上欺下的身国格局或者社会现象必定大行其道,而成为一切祸乱的根源。“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是说上位的真我心、阳我心的无为而治以及正我心的有为而治,是需要阴意识居中上传下达的;但是如果阴意识丧失了信德,对信息不予传递,留中不发,在办公室积压下来,其他四个臟腑则无法响应执行,“莫之应也”,那么“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的局面就无法收拾和改变。

　　克己复礼无忠信,歧路千条终难成。孔子虽然高喊着克己复礼,希望能够重新恢复礼治,但他却没有像黄帝、老子这样观察得如此细致和全面。所以,单纯地去提倡克己复礼而缺乏忠信的承载,我们的阴意识在体内就会拒绝执行,那当然就没有办法实行,所以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几乎饿死。信德的丧失,也正是王治无法长期维持,必然会向霸治滑落的根本原因所在。由此可见,对少年的教育关键就是构建信德的忠信且厚实正真这个基础。人生的霸治、危治和亡治顺向滑落,没有哪一个阶段不与信德的存失密切相关。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儒学家和一些学者对于信德的阐述常常是非常薄弱的,没有抓住根本,在分析历史和社会时主要是强调法制,这就给我们现代的社会治理带来了很大的困惑和误导,仿效的全部都是单的法治,却偏偏忽视甚至丢弃了对信德的教育和培养,找不到乱之源、祸之端就在五德缺失之中,就在信德的缺失之上。

　　实际上,中国近三十年对法治方面的强化,可以说是殚精竭虑,但也不见得真正地治理好了。为什么?因为它丢了信德的承载。当人们无信的时候,即使有再多的法律规条,也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效果,最后法律反而被人所玩弄、被人际关系所利用。也就是说,如果单一提倡法治,而没有信德作为承载,那么法律就成了人们手中的玩物,必然会失去法治的尊严。

　　所以,从王道治世社会到霸道治世社会,再进入到现在的智能治世社会,各国的社会治理者面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面对难以扼制的危治、亡治现实,其实已经疲于奔命。听说哪个方法有用就拿过来用;结果不行,就再拿别的办法试试,结果还是不行,内在精神层级的制约导致难以抓住根本。危亡难治之世,其实与人生多病的晚年一样,只有回归到中华道德根文化这个文化根之上,修身治世,才可能找到治世的良方。

　　治世良方,就在伏羲、黄帝和老子的经典著作里,而药物全在人们自己的身国里,在社会民众的心身内,在天地自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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