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时期，这一实践道德修养的好方法，儒家还是继承和保持得挺好昀。但是到了朱熹所处的宋朝时期，“半日打坐，半日应厅堂”的儒学传统内求法，就被他给革命掉了，被他一刀子给砍掉了，以表示儒学与道学毫不相干，远远高明于道学。而且在理论上，他为了建立一个自己的理学框架，拼命地在道学里面借用一些词汇，将理学拔高、升高、丰富。所以后来的儒学先生们、学生们，一个个就只会玩文字猜谜游戏了，到明朝的时候就演变成八股文了。这是朱熹大儒的“功德”啊！从此，也就只有少数道儒兼学的人，才得以能够弄懂祖先们的慧智文化。但可惜，这样一来，这些人已经不是社会主流了，成了“稀有品种”，在民间自然地承传着。这种现象，也算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大的败笔吧。

　　到了近代，早已经抛弃了祖宗们实践方法论的学者们，那当然也就很容易被洋墨水的外求法，也就是意识型逻辑推理、反复试验的方法论，灌输得腰粗肚圆，头高昂起来了，哪里还会知道祖先们还有“修之身”的内求法呢？即使有，他也不愿意下这个功夫啊！只要考分高就行了，有了高分数就有了地位，有了声望，有了钱财，有了名誉地位，那个“内求法”还要它干啥？看一看我们现代的教材当中，只论智不谈慧，连灵感都不能提倡。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发展到不顾脸面的程度——甚至将爱迪生的那段关于“天才”的名言：“天才，那就是I%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但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都重要。”这一著名的天才名言，给生吞活剥地劈成两半，将“但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部重要。”这个极其重要的后半截的原话，长期弃而不用，到现在课本中都是这样。反正爱迪生死了多年了，没有人找他们打国际官司。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后面的这半截话、半截文字，那么前面半句话的意义，也就完全改变了性质。我们都知道，爱迪生本人就是个天才——发明天才，他逋过自己的切身体验而得出的这个由衷之言，我们为什么就不敢面对，却要断章取义呢？这不是有毛病吗？爱迪生本人相信天才的存在，他对天才持有一种“有条件地承认”的态度，还是唯物的。也就是说，天才是重要的，但是即使具备天才能力，也需要努力。爱迪生也承认努力的作用性，但是，他归根结底通过自身的感受，而更为重视这个灵感的作用力。可是，我们教人怎么教呢？我们的教材上从来只取用上半截话、第一句话。这种截取法，等于是全面地否定了灵感的意义，就把人导向盲目的奋斗和努力之中。

　　做学问也不应该如此断章取义吧？为什么害怕天才发明家的名言，而断章取义进行教育呢？这样断章摘句，本身就是愚昧的行为，不是在培养和发现天才，而是在扼杀天才出现的可能性。人难道真的就没有天赋吗？灵感难道就真的是迷信吗？如果，连每个人心灵中对事物的灵感的捕捉，也属于迷信，那么迷信一词的界定范围也就太大了一点。这样做，反而会把人们都弄成傻瓜的。它不是把人引向聪明，而是断绝了人类智慧的开发！

　　老子的学说，可不是愚民的学说，那才是真正系统性地增智开慧、启迪灵感的学说。要说灵感，我国传统文化那才是集灵感之大成，是系统型的、系统化的灵感思维。灵感不足的，可以通过“修之身”，开发、培养出灵感和提升智慧。如果这个增智开慧也超出了“限定”的范围，那也就只能苦笑了。难怪中华传统文化这么多年来倒如此大的霉，差一点儿就全部被扔进垃圾箱！其实已经扔进了垃圾箱，近几年才想起来，又开始捡回来一点点而已。

　　要想正确地掌握和解析老子的“大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和“唯德辩证唯物主义”学说，那还真得首先掌握东方文化研究方法论与西方文化研究方法论的不同。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论证出一个“子丑寅卯”。要把这个方法论——东西方的不同弄清楚。我们东方文化的方法论，虽然从宋朝以后就开始失落了，从社会化失落成为个人化了，但是由于她具有深厚的底蕴，所以仍然支撑着东方文化方法论的主流。在国际上，西方众多学者和有识之土所青睐看重的，正是这个具有浓郁的民族特征的方法论。因为早在19世纪，西方以逻辑推理反复试验分析为主的这个方法论，也称为“外求法”，在科学研究中的局限性，已经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为什么？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嘛！就像大海面上一个个的孤岛，互不相连，是水平面上升起的一座座岛屿。学科越来越细，越来越多，这种方法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就阻碍科学的前进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单纯地采用分析的方法去认识世界，已经明显地表现出困难性，而西方人发现：老子《德道经》最强调事物的整体性、协调性，她和西方以逻辑推理反复试验分析的方法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所以才回过头来掀起了西方的老学研究热潮。关于东西方方法论的不同，已经作过介绍，在此就不再赘述，再说一遍也就显得罗嗦。

　　老子《德道经》的方法论，简而言之就是“修之身”的内求方法。这种方法，就是整体把握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深入实践，反复升华认识天人合一的客观规律，通过“体之于身而知道”，系统性地把握万物变化的内在机制。正如孔子所言：“与万物一体，便没有偏私了，没有局限了；参与到了万物的变化，就无偏执了。”这，也就是一条无所不包的“大唯物主义”的、实践出真知的路线。古代虽然没有现代这样的科技手段，但是以老子为代表的先祖们却寻找到了一条认识自然真理的简便捷径，那就是通过每个人自己的“修之身，其德乃真”，而认识自然真理和其中客观的唯物科学规律。在这种系统性的全面的修德实践中，同时去开拓出自身的“智观”和“慧观”双重机制，使心身的道德修养进入到大智慧的高度。

　　例如，传统中医学的“经络学说”和“气血学说”，无一不是道德修养实践后的慧观结果。就像传说里面说的：药王菩萨是透明身，能看到吃进去的每一种药。神农尝百草，能看到吃进去某一种药在身体里面如何运行，所以他才写出了这个药经。那不就是一种慧观吗？那么这种慧观我们具备吗？我们拥有吗？可能也是难得拥有吧！不过，我们不能不承认它的存在呀，这种大智慧，在深度上大大超越了现代人，甚至超越了近代科学的水平。例如经络学说，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就曾经被许多人斥之为唯心主义的产物、封建迷信的残渣，但是，它却无情地被发展中的科学所证明其客观存在。当时个别的“科学专家”，曾信誓旦旦地说：“死人身上没有的，活人身上肯定没有”。这种论断，那简直是斩钉截铁，从而拒绝进行科学的研究和验证。等到国外研究出成果以后，虽然再也哑口无言，但是这种扼杀民族文化遗产的错误，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受到科学良心的自责。

　　近几十年以来，这种现象发生得很普遍。有的理论物理科学家高举着反对伪科学的大旗，撰文说：“中国传统文化百分之九十是糟粕”。当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完全是精华，确实存在着糟粕，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但是，如果像他的这样论断“百分之九十是糟粕”，那明显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几乎全盘地否定，糟透了，那就的确让人难以理解了，非常地费解！这位科学家大概过早地进入了他自己的愚智时期。所万幸的是，他的这个“伟大的科学论断”，在中国道德传统的大地上没有市场，没有造成较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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