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瞭望智库与中国民生银行信用卡中心共同发布了《2021年“百城、千街、万店”消费指数报告——防疫常态下的国内消费复苏实录》(下称报告)。

　　在疫情反复之下，应该如何提振消费信心？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室主任尹振涛在报告发布会接受中新经纬采访时表示，数字消费券在支持经济复苏、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甚至支持就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下一步各地或可考虑新一轮、有针对性地发放数字消费券，进一步拉动消费。

三四线城市更“适应”常态化防疫

　　报告显示，自2021年三季度起，三四线城市的居民消费健康度就呈明显向好趋势，尤其是湖州、廊坊、滁州等城市，下半年发力跃居上游。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些城市对于防疫常态化的适应力或相对更强，且全国范围内下沉市场的消费空间、消费潜力正在逐步显现。

　　报告指出，三四线城市的居民消费扩容表现(包括消费规模扩大、消费结构升级、消费倾向变化等)也可圈可点。2021年百城居民消费扩容指数前20强城市中，除天津为新一线城市外，其余均为三四线城市。

　　上述报告分析称，一方面，由于一二线城市的消费结构已相对成熟和稳定，消费扩容和升级空间尚待进一步挖掘，而三四线城市的消费体系整体尚待成长和发展，居民的消费升级需求相比大城市可能更为突出。

　　另一方面，报告认为，消费下沉的大趋势，为三四线城市的消费扩容提供了优渥土壤。随着共同富裕、数字经济、乡村振兴等国家政策的不断推进和落实，以社交电商、直播带货等为代表的新消费形式逐渐成为主流，使得三四线城市“小镇青年”“自由职业者”等群体有了消费升级的观念和途径，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低线城市的消费增速。

一线及新一线城市有待结构性改善

　　凭借庞大的人口流入红利和扎实的居民消费基础，大型城市一直领跑全国。但报告发现，2021年，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的居民消费健康度、店铺及街道稳健度出现了结构性分化。

　　报告指出，年度总指数20强中，以杭州、南京、重庆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当期消费健康情况表现较好，但跨期消费、消费扩容等方面的健康度却普遍排名靠后。

　　报告分析称，一方面，过去十年间，由于新一线城市消费基数及基础设施发展较快、信息基建和信息接受速度较快、人口净流入量巨大、外来务工及流动人口需求不稳定等因素，使得 “先消费，后挣钱”“拆东墙补西墙”等不良消费观对于新一线城市居民影响相对更大。消费观的改变非一日之功，这些城市居民对个人消费额度、收入的安排已趋于合理，但在单笔大额消费、使用信用卡提前消费的均衡安排等方面仍有改善空间。这也就是说，与中小城市相比，大型城市居民对消费额度的使用和分配相对更为开放，消费习惯可能相对更为“任性”，较少考虑每个时期对消费额度、笔数的均衡分配。

　　另一方面，从店铺经营情况来看，在全年和各季度拥有闪亮店铺数量的城市排名中，北京、重庆、广州始终位居前列，尤以北京和重庆更为突出。也就是说，一线及新一线城市更是相对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一批大城市的消费规模已于2021年下半年趋于稳定，能够较快地从变化中找到新的平衡，稳住全国消费基本面。

支招提振消费信心

　　中国国家统计局4月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3%，其中，3月份同比下降3.5%。疫情反复之下，中国消费复苏面临较大压力，应如何提振消费信心？

　　在报告发布会上，尹振涛接受中新经纬采访时指出，要有稳定的经济支持消费，最重要的是政策的稳定性，就是要稳定防疫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放到行业当中，就是稳定行业发展政策。例如银行、信用卡中心等，在经济形势受冲击下，仍然要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小微企业，并不因为经济形势变化而减少额度。从监管角度来讲，逆周期的调控也很重要。

　　尹振涛观察到，最近很多地方政府开始探讨新型数字消费券，尤其是消费券在支持提振消费方面的作用。“通过2020年第一次消费券的密集发放可以看到，通过基于当地政府、金融机构、平台公司和小微商户的共同参与形成的数字消费券，在支持经济复苏、支持小微企业、支持个体工商户，甚至支持就业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尹振涛说。

　　他认为，下一步各地也要考虑是否启动新一轮、有针对性地发放数字消费券，这对拉动消费有很大促进作用。

　　尹振涛还指出，防疫两年多来，一些弱势群体受到的冲击和影响更大。除了商业可持续的方式以外，他认为，政府和其他机构都需要探讨如何有更精准的政策支持一些特别困难群体，支持其日常消费。

　　此外，尹振涛提到，要充分肯定数字经济在新发展状况下支持复工复产、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内统一大市场格局下的作用，基于现阶段的制度框架下，应该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