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已经进入量子力学与相对论阶段，医学却还停留在经典力学阶段。”在日前召开的中国医学基础学科发展大会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指出，受当前人类对机体和疾病认知水平的局限，很多医学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获得突破，基础研究要从“预见性”的高度加强科研。

　　“医学应该全面加强与理学、工学、社科、人文的交融。”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表示，当前医学在利用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方面远远不够，应通过交叉共融建立更强大的医学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与会专家认为，医学基础研究的开拓性、颠覆性，取决于其与其他领域学科的交叉深度与广度，也直接决定人类对生命科学认知的水平。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如何进一步增强我国医学基础研究的实力，进而引领医学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向？

        基础研究，再强调也不为过

　　“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指出一部智能手机有超过8项诺贝尔奖成果，强调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尔丹说，医学领域更是如此，一次基因治疗同样包含8项或以上诺奖成果，如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DNA测序技术、基因编辑技术等。基础医学是医学创新的源泉动力，再强调也不为过。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打了一个比方：“生命科学问题与临床疾病问题犹如暴露在水面的冰山一角，水面下是更广泛的基础科学问题，要破解它需要包括化学、医学、工学、理学、材料科学、光学、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多个学科的联合研究。”

　　王辰强调，现代医学的基础研究瞄准人与人群的健康，应超越此前理解的生理、生化、生命科学的范畴，既要与理学、工学等自然科学共同发展，又要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交融。

       加强基础研究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

　　“我国大部分临床药物的最初专利来自国外，大部分大型医疗装备从国外进口，大部分临床标准指南借鉴国外。” 詹启敏指出，这些现实问题正反映了我国医学领域缺乏相应基础研究的支撑，比如基础研究不足，就没有原创靶点、标志物等，就很难自己研发出好的药物和治疗方法。

　　加强基础研究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刘登峰表示，原始创新的基础研究要提出真问题、解决真问题，当前的产出质量还有很大进步空间，应激发首创精神、创新潜力和创造动力，努力挑战最前沿的医学科学问题。

　　基础研究很难在短期内兑现为社会经济效益，但其水平决定着该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根据国际经验，从基础研究到重大创新产品转化时间约为15—20年。”董尔丹表示，“从0到1”的首创是无中生有，是小概率事件，尽管经常在当时难以被承认，但其代表最具前瞻性的发展方向，且影响到与人民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技术和产品的未来保障。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不应把医学领域的投入看成是消耗和负荷。”王辰指出，从经济学角度理解，医学基础研究的投入应该是最佳投资。

　　“从0到1”的原始创新迎来历史机遇期

　　在会上，多位院士谈及人工智能程序AlphaFold2(阿尔法折叠2)能够预测出98.5%的人类蛋白结构时认为，现代技术的发展赋予了医学基础研究的“尖兵利器”，为“从0到1”的原始创新迎来历史机遇期。

　　“生命是复杂的，具有自稳态性、开放性、时态性和随机性等特征。”韩启德认为，系统论科学现代技术的发展将改变之前医学基础学科的分界研究方法，产生全新的范式转变，大大增强基础医学整合研究的能力。

　　“2021年《科学》公布的十大科学发现中有7个是生物技术相关的。”詹启敏表示，在整个科学领域的前沿技术中，生命科学领域是最可能产生重大创新突破成果的领域。

　　与会专家认为，通过基础科学学科间更广泛地交叉、渗透、融合，将为医学基础研究的探索创造出更多的模式和路径，进而产生对于生命机体认知的颠覆性成果。

　　“从0到1的原始创造基础研究、从1到10的应用基础研究、从10到100的应用转化研究、从100到无穷的重大应用研究，健康科技创新贯穿于产学研用的全链条中。”董尔丹强调，医学基础研究是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要源头，是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