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盛(GoldmanSachs)事件的余波未尽之际，最近出版的英国议会财政委员会报告“金融城女性(WomenintheCity)”可谓恰逢其时。对于那些主张增加英国各银行董事会女性董事人数的人而言，最近的乱局简直是天赐良机。在她们登上临时演讲台，宣称“如果掌权的是一位女性，这种事就不会发生！”时，你几乎可以听见她们在跺着自己脚上的菲拉格慕(Ferragamo)。

　　在21世纪的英国，企业女高管仍是一个稀有物种，令人匪夷所思。上述报告显示，在富时100指数(FTSE100)成分股公司中，女首席执行官仅有4位。银行业的统计数字令人寒心：在富时100指数银行成分股公司中，仅有9%的董事会成员是女性，且女性常务董事的比例仅为2%。这些数字出自克兰菲尔德管理学院(CranfieldSchoolofManagement)编制的《2009年度富时指数企业女性董事报告》(TheFemaleFTSEBoardReport2009)。

　　伦敦金融城或许可以转向斯堪的纳维亚，探求可能的解决方案。挪威2005年对上市公司女董事的数量作了定量规定。职业董事会论坛(ProfessionalBoardsForum)是一家咨询服务公司，负责把非常符合条件的女性推荐给企业负责人。该公司挪威籍创始人埃琳胡尔维尼斯(ElinHurvenes)表示：“完全由男性组成的董事会，不能很好地代表整个公司——或他们所服务的市场。”但这是否意味着，董事会成员身份是一项权利，而不是充满个人牺牲的漫长职业生涯的顶峰？百事可乐(PepsiCo)女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德拉努伊(IndraNooyi)曾谈到，她成为美国企业界地位最高的女性之一，付出了极其艰辛的努力。或许，大多数女性并不希望这么一根筋。

　　对财政委员会报告更直白的解释是：金融界女高管稀少，是不是一个供给、而非需求问题？投资银行家尼古拉皮斯(NicholaPease)的证词暗示，银行董事会里几乎看不到女性，是因为女性自己的选择。“我认为，金字塔型机构意味着，在一个组织中的位置越靠上，由于女性的选择，可供选择的高职位女性就越来越少。”一些人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驳斥，他们指出，女性金融家之所以稀少，是因为男性经理喜欢招男雇员。换言之，这些机构不需要个性好强、勇于挑战男性主宰的董事会气氛的女性。

　　尽管财政委员会报告是值得欢迎的催化剂，推动了相关辩论，但它几乎没带来什么新的见解。整篇报告只给人一种感觉，即银行必须不遗余力地提拔女性。

　　关键问题是，金融机构董事会女性成员不足是否重要。财政委员会认为，银行董事会缺乏多样性，或许加重了危机期间的“群体思维”问题，阻碍了对决策有效的质疑与审核。它援引了一个研究结果，“对男性文化的强调，鼓励并奖励了过度冒险”。但真是这样吗？我们必须提防在性别上的陈词滥调。一些女性对风险的喜爱，不亚于任何男性。雷曼兄弟(LehmanBrothers)有一位关键的高管是女性，但在该公司挣扎之际，这似乎并没有减少“群体思维”现象。2008年前6个月，艾琳卡兰(ErinCallan)是雷曼兄弟首席财务官。无疑，“女权游说团体”会辩称，一名象征性的女高管，不足以改变投行占据主宰地位的男性文化。他们认为，要想真正形成“转折点”，投行需要有一批女性高管，最低不能少于三人。

　　英国的法律支持女性机会均等和待遇平等的权利。那么，为何金融界的女高管如此稀少？难道是女性的选择和优先排序限制了她们的晋升？又或者，是因为银行必须采取更具创新性的解决方案，而女性的职业生涯通常是“非线性的”？对于那些离开金融界、集中精力照顾家庭的女性，金融机构应该欢迎她们回来，委以更高的职位，而不是把她们当成“懒鬼”加以惩罚。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我们知道，晋升至高管职位——尤其是在金融业——是漫长、艰难而乏味的旅途。随着金融界慢慢走出令其濒临灭亡的次贷危机，银行界的女强人应该记住，通往顶端的路线必将建立在努力、而非权利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