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是治理思想重新焕发光辉的历史时期。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和东方智慧的中国,围绕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一个可以唤起全国人民的意志，为共同梦想而奋斗的治理思想，正在日益凸显并影响整个世界。

　　现代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他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中国在近代以前一直是世界强国，国家治理处在领先地位。熊春锦先生的《东方治理学》系统梳理了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治理之路，将深藏于治国理政思想中的文化基因挖掘出来加以透彻解析，从根至干，脉络清晰地构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独树一帜的治理学术系统。这一学说体系的面世，不仅带来一次治理思想的寻根之旅，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清晰地标定出时代的历史坐标，让我们更加有勇气和信心继往开来，续写中华文明的辉煌篇章。

　　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到底走了一条什么样的治理之路？在“治理学溯源”中，以“四个讲清楚”为路标，回答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与特色、渊源与基础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治理思想源流和东方中国的治国之道进行了历史回顾。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以上的悠久文明，之所以文明之火绵延不绝，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华文化以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为最高追求，并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尊重自然规律、与天地合其德的治理思想。道德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灵魂，是中华文化软实力之所在；以德修身，修身治世，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的治理之道。

　　但是，中华民族的治理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几千年来，既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道德治世时期，也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家私治国时期，甚至还有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几乎丧失治理能力的悲惨历史时期。治理体制形态的种种跌宕起伏，都源自于治理之道与道德文化灵魂的结合与分离。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帝国的崩溃、王朝的覆灭、执政党的下台，无不与其当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践德有关，无不与其当权者作风不正、腐败盛行、丧失人心有关。”今天，我们承前启后开辟新的时代，清醒而准确地把握中国治理思想的灵魂与精髓，就是关键所在。

　　近二十年来，西方谓之管理思想领域一度成为“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的天下。“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已成为“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在这一理论影响下，西方社会的治理陷入“无目标、多主体”的境地之中；“文明冲突论”则认为，国际秩序中的主要矛盾已变成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一些西方大国以这一理论为指导，不断在全球发动政治、经济、军事攻势，给全球安全带来的隐患已经有目共睹。显然，这两种理论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都陷入了困境，治理思想和理论的创新，已成为更加突出的全球性需求。

　　在这一现实背景下，中国以一种“逆生长”态势，不仅经济在高速增长30多年后进入稳中求进的新常态，各项社会事业以及国防军事的发展日益呈现出大国崛起的趋势，而且在治理思想上也不断有创新性的突破。治理，是战略布局，也是战术协同；是政治生态，也是民心所向。治理思想，决定着面向未来发展的治国理政总体框架，也决定着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力所在。中国日益凸显的治理思想，让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深度调整期的当代世界，感到了治理变革之清风徐来，看到了文化源泉之清波浩荡。“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当前治理思想与理论的创新，是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活尘封的源头活水密不可分的。

　　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着极为丰富的治理思想内容，但是，数千年的历史沧海桑田,给现代人准确把握治理思想的根源增添了巨大困难；将治理思想和方法的精华汇总提纯，用现代语境进行系统化阐释和论述，则较为罕见。而这正是当前时代之所需。在“学说体系”中，对治理学说的基本概念、原理法则、宗旨规矩进行了系统构建，对治理体制与机制也进行了深入探讨，可以说，是在重要的历史节点上，系统地丰富和发展了治理学说。

　　熊春锦先生所构建的东方治理学体系，使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中国传统治理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无为”与“有为”的真实含义，及其巨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了解“治理”与“管理”的根本差异，增添“治大国若烹小鲜”的信心；明白中国传统文化对自然规律的敬重、掌握与应用，黄帝“天执一，明三，定二，建八正，行七法”，老子“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是现代社会的榜样；明白“以德修身，内圣外王”是中国人最值得骄傲的治理之本，是现代治理突破瓶颈的路径所在。

　　通过本书的深入剖析，我们还得以从新的高度重新认识中国在两千多年来出现的几次盛世的历史价值。从“文景之治”到“光武中兴”，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屈指可数的几段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历史时期，都是执政者励精图治，将治理思想和学说进行较好应用的时期。这几段时期所处的历史节点，与今日之中国有诸多相似之处，因而其在治理方面的得与失，非常值得今天借鉴和反思。

　　当前，我国面临着五个方面重大的治理考验，一是在与全球化同步推进的改革进程中，如何对文化、教育、经济、国防等事业做出最佳战略布局；二是如何激活民族创造力，充分发挥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作用；三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反腐败问题；四是如何打赢西方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所发起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五是如何真正将全国人民的力量凝聚到为“中国梦”的实现而奋斗上来。本书第三部分“实际应用”中,以一个“五德五行治理模型”，将上述问题囊括其中，应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五德理论和五行学说，对历史经验和现实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给出了“内用信智礼，外用仁与义”的答案。

　　治理之要在于人。“先修身而后求能”，“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方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本书以大量的论证阐述了“修身治世”作为根本性治理方法的重要意义。无论是对于国家社会还是家庭个人，要想获得长治久安，修身是关键所在。道德信仰的确立，是修身之基石。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接近治理学所揭示的两个令人震撼的目标，一是集体意志力的充分释放；二是破解困扰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兴亡周期律”。这两个目标，从本质上说，其实就是一个目标，即实现道德治世的无为而治和有为而治，天下为公，“以百姓之心为心”，达到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共荣。

　　没有传承就没有发展，没有创新就没有活力。《东方治理学》一书的问世，既是传承和发展，也是创新。从中我们看到了祖先的期盼与庇佑，感受到了为民族复兴而奋斗舍我其谁的历史责任，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历史的必然选择。

　　东方治理学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总体目标，符合“人性、民主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治理宗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东方治理学更加有益于全球构建“世界新型大国关系、国际合作共赢、各国平等互惠和多边非结盟”等世界新秩序，有益于实现人类“和平发展、维护自然、共同富裕、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

　　祝愿中华民族的治理思想和学说这一民族瑰宝、文化软实力，在新的历史时期绽放异彩，为实现民族复兴注入不竭之动力！

　　(作者为国务院参事室新闻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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