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人类在历史上,不论东方还是西方,治人、治事都曾经历过内求法向外求法的蜕化,在精神文明领域都曾经共同经历过性识哲学文化、慧识悊学文化、智识哲学文化、意识哲学文化四个蜕化阶段。只是在告别慧识悊学文化历史时期以后,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西方踏上了一条重视灵感与直觉的意识哲学文化发展之路,在外求法的道路上迅跑,特别是在16世纪以后,在与东方的文化交流中,大量吸收东方悊学文化的智慧,更加如虎添翼,获得丰硕的成果。但是;这却并未能改变西方外求法的局限性,西方的意识哲学文化使整个世界灾难深重。

　　东方虽然也同样经历了轴心时代的转折,但是孔子所代表的原儒的智识哲学文化并未获得真正的展开与发展,外求法并未形成,就在汉代迅速被皇权阉割奴化,成为维护中国皇家封建统治的意识哲学文化的外衣,沦为皇室的奴仆犬马。中国的哲学发展形成了一种令人悲哀的局面,向上并不能完整继承慧识悊学文化精华,只存在修身治理理论的空壳;向下却又束缚着意识哲学文化完整地形成,外求法发展的社会空间几乎全部被室息,科技发展绝大部分是依靠道学的实践者在民间、在社会的狭缝中实现。中国逐步落后,哲学文化的奴化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随着世界的地球村化,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未来的发展方向必定是“意识哲学文化”向“智识哲学文化”提升,“智识哲学文化”向“慧识悊学文化”回归,“外求法”与“内求法”在新物质文明和强大生产力的基础上,重新实现和谐统一。我们可以自信地展望,由伏羲、黄帝、老子所创立,以老子为代表的,中国大唯物主义慧识哲学思想和唯德辩证法的修身明德方法论,必将成为地球村发展的指南。

　　一、中国悊(哲)学文化的分类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修身明德内求法诞生了“内文明”,智识与意识外求法诞生了“外文明”。文明的源起不同,产生的文化也同样迥然有异。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对文明、文化的本质及内涵的揭示,我们可以对中国的哲(哲)学文化重新进行归类,分为“性识悊学文化”、“慧识悊学文化”、“智识哲学文化”、“意识哲学文化”四个阶段。这其中,“性识悊学文化”阶段距今久远,代表人物是燧人氏,主要特征是“性识无慧智”,人类处于眼、耳、鼻、舌、身、意六识未开而渐生的阶段,历史上无明显的文字记载,而只见形名的定义;其他三大悊(哲)学文化形态,则都有明确的历史记录被保留下来。

　　1.慧识悊学文化

　　第一类,称之为“慧识悊学文化”。我们常说中国文化是一个天人合一的文化。天人合一,就是将天地人三才在自己生命体内实现和谐统一。这种文化首先重视的是以德修身治理的内求,在此基础上达到内成而外就的“内文明”,再由“内文明”而应世。这样一种在自己身体内实践以德修身治理生命的文化,就是慧识悊学文化。

　　“慧识悊学文化”,是中国古代建立在全脑和心脑立体运用生理基础上的立体哲学文化,人类大脑中的松果腺在慧识生理功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悊学要求做人要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状态,只有真正地知天知地,并且在自己体内也能够观察到天地自然变化的时候,才是一种慧识悊学文化的层次和阶段。

　　中国“慧识哲学文化”代表人物:

　　伏羲,生卒年不详,画卦创《易》,创立易道文化等人文文化。

　　黄帝,公元前2717年一公元前2599年,诞辰三月初三,传世《黄帝四经》、《黄帝内经》①等。

　　老子,约公元前571年一公元前471年,姓李名耳,字伯阳。又名老聃,老莱子。春秋时楚国人。亲笔著《老子》一书,又名《德道经》,汉经过编修而更名为《道德经》。

　　①帛书《黄帝四经》,于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发掘出土。与帛书《老子》乙本合抄一卷,位于帛书《老子》卷首前,分《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四篇,合称《黄帝四经》。本书引用的《黄帝四经》的经文均出自《黄帝四经》,熊春锦校注,中国言实出版社2012年版。

　　2.智识哲学文化

　　在智识与意识外求法下所诞生的“外文明”,所产生的是第二类智识哲学文化和第三类意识哲学文化。

　　第二类,“智识哲学文化”,它所调用的大脑工作区间是人类左脑的质层和皮层以及右脑皮层,也就是左脑质层的智识、左脑皮层的显意识和右脑皮层的潜意识、灵感。这个文化的诞生,在东方和西方几乎发生在同一个历史阶段,也就是两千五百年前左右。东方是以孔子为代表进行了全面的转折,而在西方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开始了转型。其中发生的变化,正如庄子所揭示的,是“去心从脑”,从“通天地之心”的慧识哲学文化,转变为运用智识和意识进行认知的文化。

　　亚里士多德由于不能开慧,无法在自己体内进行天人合一的验证,所以全面放弃了向柏拉图的学习而转向外求法,搜罗大量的书籍建立图书馆。这与东方中国所发生的孔子曾经先后五次问道于老子的记载极为相近,但孔子当初并没有完全放弃内求,相反还多次问道于老子。在当时的情况下,孔子将慧识悊学文化转化成为智识哲学文化,可以说也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和过程。这一现象说明,在东方和西方,几乎是同步地体现出了人类由慧识全面转向智识的变化。为什么会产生这一文化转折时期?说具体一点,就是从心灵+全脑教育,转向或者跌向了半脑教育;也就是从左脑和右脑、质层到皮层的联合运用,蜕化到了只能使用左脑,而右脑处在一种休眠或者说废用的状态。

　　中国“智识哲学文化”代表人物:

　　孔子,公元前551年一公元前479年,曾修《诗》、《书》,定《礼》、《乐》,序《易经》,作《春秋》。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整理成《论语》一书。《论语》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

　　孟子,公元前372年一公元前289年,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著有《孟子》一书。

　　3.意识哲学文化

　　第三类,为“意识哲学文化”。西方有位哲学家曾经将社会文化定名为“上层意识形态领域”,在这位哲学家自己尚未说清楚什么是“意识形态”的时候,这个概念却被世界各国广泛地应用了。

　　意识晢学文化诞生的生理基础,是人类的左脑皮层思维。煮熟的鸡蛋,敲开蛋壳,里面有一层薄膜,这一层薄膜就相当于人体大脑的皮层,也就是意识层。其中,左侧称之为“显意识”,右侧称之为“潜意识”。右侧的意识之所以成为潜意识,是因为左侧显意识的霸治行为,抑制了右侧意识的生理功能,使它变成“潜水员”,不能出来工作了。人类普遍都是运用单一的左脑思维,这种思维所需要的能量,仅仅是从脾臟传输供应到大脑当中的,因而进入意识哲学文化时期后,人类就耗费了大量的资源。

　　中国在汉代就全面进入了意识哲学文化时期,西方意识哲学文化的出现稍晚于中国。1879年,德国人冯特在自己的实验室里面,将哲学里面的心理学开始独立出来进行实验,建立了近代的心理学,使西方的意识哲学文化达到发展的高峰阶段。冯特创立的实验心理学虽然名之为“心理学”,但是却把“心”抛开了。无论是西方文化中所研究的有形“心臟”,还是中国文化中所揭示的无形“心场”藏象,都被抛弃了,其实只是依据脑科学来确立的学说,显得有点与众不同,但是同样被世界各国广泛地接受,并加以应用。严格地说,西方的心理学只是可以同中国的意识行为学相对应的学说,而真正的心理学,其实全部都蕴藏在我们祖先的根文化当中。人类如果不通过修身治理生命,是无法走进自己的内心的,只能在意识层面转悠。

　　中国“意识哲学文化”代表人物:

　　汉儒:董仲舒奠定独尊儒术;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宗,兼采今文之说,综合两派,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宋儒:南宋理学源于程颐、周敦颐等等,在南宋朱熹手中得以成熟。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后世科场考试的标准。

　　明儒:以王守仁心学为发端发展,初期崇仁(吴与弼)、河东(薛殖)、白沙(陈献章)为主;中期以姚江(王守仁)为主;末期以东林(顾宪成等)、蕺山(刘宗周)为主。

　　二、悊(哲)学文化的修身生理学解析

　　1.东方悊学是与修身生理学密切结合的学问

　　中国的哲学思想建立在“内文明”的基础上,建立在向身内求真知的前提之下,因而与修身治理的生理学密切相结合。中国文化始终不离内求法的修身治理学来认识人体和生命,同样也没有离开“内文明”来进行东方悊学思想的验证。只有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一点上发生突破,也就是达到慧明其德、智明其德,内明其德、外明其德的境界,才能够真正地走进传统的根文化当中。

　　怎样才算是对生命认识清楚了?中国修身文化所言的,并不局限于物相的肉眼可以看到的心、肝、脾、肺、肾。整个中医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近几十年里正在逐渐地被我们所丢弃，我们总是想将东方的中医学与西方的西药学进行同类比较，这实际上是错误的。中国的中医学建立在“虚”与“无”当中，建立在色象境当中，而不是建立在物（欲）相境之上。它所立足的质象世界层面虽然与物相境相伴，但又是一个能量场性的物元结构。这也就是西方医学无法解释中医经络学的原因。西医现在虽然也发现经络是客观存在的，但却无法作出正确的质象学的理论解释。

　　只要对中国的修身生理学、文字音韵学等进行过深入的实践和研究,就可以发现中国文化这个与众不同的特点。例如,在《黄帝内经》中可以读到一句话:“心为神藏,脑为神府。”传统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藏象学”,而并非“藏相学”。质象与物相虽然同时在宇宙之中存在,但是中国文化研究的内容却是“以质象为体,以物相为用”,是慧识悊学思维观的体现;而西方却只是单一的物相学意识加灵感直觉的思维观。修身治理如果能够在明德的过程中,同步研究中国文字的音韵学;在与慧识图象思维的结合中,进入观音阶段,就可以进一步地发现:人体大脑的皮层、质层,与修身学所揭示的心里的性识、慧识以及智识、意识,在音韵上实际都存在着一种内在的“S”波韵动的相互联系和物元性的信息传输结构。

　　2.不同生理机制决定不同悊（哲）学文化特征

　　中国古代的慧识悊学所抓住的是物质世界的核心和灵魂，所研究的是“无之以为用”的质象，对于“有之以为利”的物相，则是兼容并蓄。“知其白，守其黑”①，知物相而守质象，“恒德不二”②，就是中国慧识悊学的重要文化特征。

　　①②《道德经》第七十二章《恒德》

　　古代典籍当中所揭示的慧识悊学文化，需要从哪里生发，有在什么地方工作呢？我们古代的圣贤通过返观内照，用心中之光明来观察自己生命的变化，发现心臓中央相当于左右心房室中间隔的区域所释放的一种酶或者能量，能够提供给我们大脑的右脑质层和左脑质层以及皮层，使其共同展开生理功能。这个功能如果展开，就称之为“性识”。人类的性识可以突破身体物相的制约，直接进入到质象里，在色象境和无色境里面去探寻宇宙自然和人类的众多规律、秩序以及法则。
　　人体心臓左侧的心房和心室里释放的一种能量，可以通过颈动脉上升进入大脑，营养大脑的质层，而且重点是右脑质层，它所产生的就是慧识。如果能够获得这个能量并加以强化，那么我们的慧识就自然能够打开，而古体字里的那个智慧之眼也就不会关闭。

　　右侧的心房和心室里面释放的能量，就是智识能量。这一能量通过颈动脉上升后，可以营养左脑的质层，使人有较高的智识。同时，人的智识生理功能还需要将人体尻骨①(修身治理学中也叫“圣骨”)里面的能量调集上来,参与到大脑的营养当中,使人具备较好的智能。当然,这都是慧识悊学文化所揭示的生理供能现象。

　　意识哲学文化的能量来源是我们的脾臟。中医学和修身生理学所言的脾臟并不是解剖学的脾臟,而是指脾的藏象,这个脾臟之象位于胃区剑突下方区域,像人体的经络组织一样,是一个肉眼不可见的物元性组织器官。它的能量和营养调上来主要供应左脑皮层,有少量的可以供应右脑的皮层。用中国传统修身生理学和医学理论来分析,这一文化形态在生理能量来源上,既丢失了心的能量的支撑,也丢失了肾的能量的支持,只依靠着脾臟里面能量的扶生。心里面的能量不能直接左右和影响自己的大脑,心脑出现了分离。

　　这就是生命能够正常开展各项活动的能量源,其中大脑质层和核心层的能量,全部源自于我们的心灵。近代医学已经验证了中国古代圣贤的这些深刻的观察。比如,心臟的置换手术可以使一个人的记忆、性情、性格、判断等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媒体曾经报道过发生在国外的一个案例,医生在治疗一位心臟病患者时,由于当时没有合适的人类心臟给他置换,就用一个猪的心臟代替进行了置换。结果,手术后这位患者的智识迁速地下降,降到很愿意在街边的垃圾桶里面寻找食物。

　　三、文化与治理返本归源是历史趋势

　　上述这些医学上的现象,实际上就是在验证我们中国哲学史当中的这个“悊”字,以“心”为底,是非常科学的、有依据的。心臟能量的有效供给的确可以使人变得智慧,所以,无论世界上任何一个哲学门派,对于心的修持、自律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这都是与修身生理学密切相关的。

　　很多人都研究过庄子,应该注意到庄子曾引证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一个“去性从心、去心从脑”的精神文明下滑的过程。抓住这些揭示再来研究人类的生理现象，就可以看到，人类的思维能量供应来源于心臟、脾臟、尻骨这三大块的能量支持。因此,也就构成了历史上人类曾经产生的性识、慧识、智识、意识和愚昧等等生命状态。

　　与生命修身的治理同理,人类在社会治理当中也产生过相应的德治社会、正治社会、善治社会以及霸治社会。其中,“圣人既躬,明悊之性”,就容易产生德治社会,德治社会的主流文化就是慧识悊学文化。在智识正治时期提倡的是贤人之治,因为“贤人尚志”。在意识哲学文化时期,中国在汉代以后基本上实行的是善治,提倡廉孝从善的文化观。到了愚昧霸治状态以后,人类社会就需要首先解决重新立信的问题,并启动智识,才能踏上正确提升人们生命质量价值和社会质量价值的健康治理之路。

　　表1-3中对人类思维方式演变的六个阶段进行了简明的解码，文化的演变是历史原因造成的,现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基本上进入了一种融合时期,到了应当重新学习老子所提出的“守一法”来指导修身治世的历史阶段了。无论是文化建设,还是社会洽理,复兴道德,返本归源,这个历史趋势目前已经非常明显地开始展现出来。特别是在习近平发出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并提出“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①的重要论述以后,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复兴获得强大的推动力,变为现实已经指日可待。

　　①人体的4块骶骨与5块尾骨,合称为“尻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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