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任何治理或者管理，必然来源于对于宇宙自然根本法则和秩序的认知。不同的悊(哲)学认知层面，决定了治理或者管理思想的层级与走向。结合下面的表1-4和表1-5，我们可以从对宇宙自然法则的根本认识这一层面，就东方与西方的治理模式进行一番悊(哲)学思考和比较，从而明白治理思想的源流。

　　悊（哲）学与治理模式的对应范畴

　　总体而言，在悊(哲)学分类上，东方将局限于物相世界的哲学分为意识哲学和智识哲学两类；这两类哲学需要跨越直觉与灵感的桥梁，才能够到达质象境领域的慧识悊学以及无色境领域的性识悊学。

　　在治理模式分类上，在意识哲学引领下，只能进行私欲霸治型的治国建设，以及治家、治身；在智识哲学的引领下，则是正善王治型的治理。王治型的治理，也就是孔子当年经常赞叹的一种治理模式。孔子当年非希望周公的时代早点回来，而周公所采取的就是属于王治型的治理模式。更高一层的治理，则需要在慧识悊学的引领下，运用圣心无为治理型的执一守一治理模式来展开。而最高层次，则是在性识悊学引领下的非常高级层面的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

　　从悊(哲)学概念上分析，意识哲学和智识哲学所研究的是宇宙物质概念，都是以物相学为主体，质象学都是被忽视的，在这两种哲学思想指导下的治理，必然被周期律所束缚；而慧识悊学和性识悊学所研究的是字宙精神概念，以质象学为主体，运用的是“执两用中”“执一为牧”的思维模式和治理学观念。

　　二、东西方对宇宙自然法则悊（哲）学认知的分类比较

　　1.西方对宇宙自然法则的悊（哲）学认知

　　在西方，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叔本华、莱布尼茨、笛卡尔、培根、卢梭以及詹姆斯，他们的悊(哲)学研究的最高阶段，是进入质象四重境界十八层级中的初级范围，也就是柏拉图的“暇思”或称“沉思”所能达到的领域。这只是东方所揭示与实证全貌的初乘。而其他人的研究都只是局限于物相境内，对于无色境的研究是整体的空白，并未真实迈入质象学的大门，而只是透过门缝的窥视。

　　例如，柏拉图提出了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反思、理性之乐)的概念，他的最高的认识自然的方法，是沉思。沉思在东方古代慧识悊学里面可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只是四禅八定中，入静的初乘阶段。而且，柏拉图并没有提出修身治理学的系统论。而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哲学家，采取的大多数都是以逻辑推理为主的意识哲学研究方式。

　　在意识哲学范畴内，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实物”、“实体的质料和形式”、“变化和生成”等概念，以及“三段论演绎”的逻辑推理模式；康德提出了“物自体”概念和经验命题；黑格尔提出了“客观精神”与“世界精神”；叔本华论述“表象”与“现象”；莱布尼茨认为，人滥用上帝赋予的自由意志而导致了最初的罪(原罪)；笛卡尔提出“机械论”和“反射与反射弧”的心理学概念；培根论述唯物主义经验论；卢梭倡导自然主义；詹姆斯提出实用主义的意识流学说。

　　在智识哲学范畴内，亚里士多德对实体进行了论述，认为永恒不动的推动者，是所有事物的首因，是天体的推动者；康德提出了“自在体”、“自在之物”的概念，对先天命题进行了研究阐述；黑格尔提出了“主观精神”、“唯心辩证法”和“绝对精神”；叔本华认为同情是道德的基础，并对宇宙意志、总意志以及本质与实在等进行了研究论述；莱布尼茨提出了“实体(无窗单子)”的概念，发明了二进制，并认为“上帝是事物的第一理由”；笛卡尔提出了“演绎法”“心物二元论”，认为“上帝是有限实体的创造者和终极的原因”；培根提出了“归纳法”和“承认上帝存在的双重真理”；卢梭在论述总意志的同时，提出了“自然神论”。

　　西方哲学停留在意识哲学和智识哲学层面，不能真正进入慧识悊学境地，这与西方缺失慧识悊学文化之根，并未诞生系统而全面的修身治理学具有密切的关系。

　　西方哲学研究的局限性，与他们的直觉、灵感没有达到流畅阶段有直接关系。他们只是在进行一种理性的推测，再加上宗教文化的引领，而提出了一定的目标，但是并不明晰。特别是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这可以说是整个西方文明严重缺如的内容。而在中国历史上，正是因为道德根文化的慧识悊学文化全面而系统地揭示出天地自然的奥秘，慧识悊学文化早在两千五百年以前就诞生了符合天道自然规律的社会治理法则，将五运六气规律渗入年度周期律的二十四节气之中，使治事具有标准法则可以执行，因此并不像西方那样，需要宗教的深入参与和支撑。

　　近代以来，整个西方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之所以在全力以赴地扑向中国的古代文化，原因就是他们已经感到自己根文化的不足，所以才全力以赴地从我们东方根文化的井泉当中去汲取营养。这一点在有“哲学家的摇篮”之称的德国表现得非常明显，德国人和从欧洲其他国家过去的一些文化人，如饥似渴地热衷于学习中国根文化，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缺什么，而且知道这部分内容就在世界的东方，就在我们中国的道德根文化之中。

　　2.东方对宇宙自然法则的悊（哲）学认知

　　我们从表1-5中可以看到，站在高端的基本上都是道家的思想学说。东方的悊学是以《易经》——伏羲创造的易道文化总结了天地人三才的总的变化规律和法则。《易经》没有直接用语言文字来叙述，而是用简单的符图进行表示，以坤卦为阴、乾卦为阳来演绎宇宙的万事万物。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技术和方法。正如后人所总结的，《易经》通过“圣人立象以尽意……鼓之舞之以尽神”①，可以达到悊学认知领域的最高境界——“德一”境界，也就是性识悊学境界。

　　《易经》可以说将宇宙三境及其对应的意识哲学、智识哲学、慧识悊学和性识悊学内容全部进行了揭示，只是并不详尽于文字，而是需要在修身治理生命的基础上，运用慧识的图象思维进行解析。到了老子的时候，那就是非常完整地，既揭示了理论法则，同时也介绍了验证的方法。老子提出的理论法则，我们在表1-5中从右往左来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构建“圣人之洽”，在“三生万物”的过程当中，强调“少私而寡欲”的修身治理方法。那么能不能验证呢？是可验证的。使用的验证方法，也就是下面一行的内容，对应于意识哲学层面的是“修之身，人法地，为学日益”。在智识哲学层面是“地法天，闻道日损”。在智识这个层面上，一定要使自己的精神面貌和学术水平通过“地法天”而上升到闻道日损的层次和阶段当中。而在慧识悊学阶段，要想进入质象境，研究方法就是“天法道”，身内的“天”与道相结合。然后是第四个境界，就是在德一境、性识悊学层面，那就是“道法自然”，应该以圣人之治的方法论摆脱物相的束缚，能够自由地穿越于天地自然之间。

　　在中华历史长河中，伏羲之后第二位伟大的悊学家，是黄帝。黄帝可能已经被近代社会所广泛地淡忘了，被淡忘和黄老文化之所以没有延续下来的原因，并不是社会选择了儒学，而是汉武帝选择了儒学！这一点我们在历史观上一定要明辨清楚。这样才能够明白为什么汉代以后，孔子的儒学异化成了犬儒，这两个现象具有相同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同样的原理，《黄帝四经》虽然在“时间胶囊”当中被封存两千多年，但是一旦打开，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它完整地揭示了宇宙自然的法则秩序。黄帝揭示的法则是“天执一，明三，定二，建八正，行七法”②。意思是：天道无私无欲，居于“道〇”而执掌着“德一”为用，畜养着万物。慧照洞明于“形有阴阳”而“形德相养”的“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的三数法则；从而确定万物形相“二”的阴阳从属性，建立“神、根、疾、位、动、静、内、外”等八种正善治的方法而不失，一丝不苟地执行“正、适、信、反、必、顺、常”等七法。在性识悊学层面上，人们需要认识到天是如何“执一”的；在慧识悊学层面上，人们需要了解什么是“明三”，天道的规律是如何“明三”的，我们自己的生命又该如何去“明”这个“三”；在智识哲学层面上，黄帝的思想要求人们遵循自然法则，“定”住自己体内的“二”；在意识哲学层面上，则是要认识自然法则中的“建八正，行七法”。验证的方法，对应于四种悊(哲)学层面，是从“?名立”，“参于天地，合于民心”，进人到“精公无私而赏罚信”，再到“抱道执度，天下可一也”，直至最高境界“虚同为一，恒一而止”。

　　庄子也是一位贯通了天地人三才的悊学家，他的思想同样是将性识悊学、慧识悊学、智识悊学以及意识哲学贯穿于一体，在《庄子》中非常系统地揭示了东方文化四中悊（哲）学观完整的理论和方法。《庄子》中“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这一段论述，揭示了人类在古代所经历的去性而从心、去心而从脑、去脑然后从皮质这个逐渐衰退的过程。

　　自庄子以后，能够从四种哲学层面探讨宇宙自然规律的思想家、哲学家就非常罕见了，王弼可以说是比较突出的一位，他的主要观点是：(1)意识哲学层面：“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2)智识哲学层面：“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3)慧识悊学层面：“存象者，非得意者也。”(4)性识悊学层面：“冲和通无。”③

　　佛学也具备东方文化的共同特点，从四种悊(哲)学层面对宇宙自然法则秩序都有完整的揭示，所以佛学从印度传入中国以后，由于中国社会有道学这样一个基础，佛学也就很快地融入了中国的社会。佛陀的思想和悊(哲)学，与中国的根文化一道，构成了东方的悊学观——心识悊学观（心识是慧识与智识的总称），是贯通了天地人三才的悊学。佛陀所揭示的宇宙自然法则，首先在意识哲学层面阐明了“苦谛”：“生、老、病、死、怨憎会、所求不得苦、爱别离苦、五盛阴苦”④，引导人们确立突破生老病死观念的志向；之后，在智识哲学层面提出“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⑤等一系列概念；而“实相·阿赖耶识·般若”和“佛·如来”的概念，则分别是对慧识悊学和性识悊学层面法则的揭示。佛学的主要验证方法就是禅定。

　　佛学的两部重要经典《金刚经》、《心经》对四种悊(哲)学层面的宇宙法则也都有论述。《金刚经》里面有这样的论述：“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它揭示的就是意识哲学层面的规律。“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说的是智识哲学层面的法则。“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分是慧识悊学和性识悊学层面的法则。《心经》也是如此，“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物色)”，是意识哲学层面的认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质色)”，是要求人们要在智识哲学层面理解明白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空色)”，与“若见诸相非相”一样，都是要摆脱意识和智识的束缚，进入到大脑的质层和核心层里面，进入一种空明的状态，才能读懂和认知的；最后才是“不增不减(无色)”、“即见如来”这个最高层级。

　　儒学对宇宙自然法则的认识，以孔子为最高境界。孔子是中国轴心转折期学习与吸收了中国古代慧识悊学显学文化精华的一位大师，他既是教育家，更是思想家，也是哲学家。对应于性识悊学、慧识悊学、智识哲学及意识哲学，孔子的观念分别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仁义尽用”以及“游于艺”。在孔子以后，从孟子、荀子到陆象山、朱熹以及程明道这些思想家、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学说由于修身治理生命的内容缺乏，已经不能够进入到质象境里面实证，存在着一代不如一代的意味。他们只是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鹦鹉学舌比较多，在理论上阐发较多，而在修身治理领域则无法产生建树，这是两千多年来的一个客观现象。

　　孟子：（1）意识哲学层面：“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如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2）智识哲学层面：性善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3）慧识悊学层面：“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⑥

　　荀子：（1）意识哲学层面：性恶论。“各得其养以成。”（2）智识哲学层面：“虚静而壹，化性起伪。”“万物各得其和以生。”（3）慧识悊学层面：“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⑦

　　陆象山：（1）意识哲学层面：“宇宙内事皆己分内事，已分内事乃宇宙内事⑧。”（2）智识哲学层面：“心即理。”（3）慧识悊学层面：“道与天地万物为一。”⑨

　　孟子、荀子、陆象山的思想，还能够涉猎到慧识悊学，而朱熹、程明道等学者的思想，则是完全局限于物相境内的认识了。

　　朱熹：（1）意识哲学层面：“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⑩（2）智识哲学层面：“性即理。”?

　　程明道：（1）意识哲学层面：“器亦道，道亦器。”?（2）智识哲学层面：“心性。”“万物皆只一个天理。”?“天下善恶皆天理。”?

　　王阳明：（1）意识哲学层面：“有善有恶意之动。”“为善去恶是格物。”“知行合一。”（2）智识哲学层面：“知善知恶是良知。”“心即理也。”（3）慧识悊学层面：“无善无恶心之体。”“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

　　①《易经·系辞上》。

　　②《黄帝四经·论》。

　　③王弼的主要悊(哲)学观点，详见《周易略例》等著作。

　　④参见《法苑珠林·八苦部》。

　　⑤佛学中的八正道是四圣谛中道谛的具体内容，是指获得最终解脱的八种正确方法和途径。

　　⑥详见《孟子·尽心上》和孟子《孟子·离娄章句下》。

　　⑦详见《荀子·天论》和《荀子·性恶篇》。

　　⑧出自《宋史·陆九渊传》。

　　⑨关于陆象山的悊(哲)学思想，详见《陆九渊集》以及冯友兰《中国哲学小史》（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

　　⑩《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答黄道夫》。

　　?《朱子语类》卷五）：“性即理也。在心唤做性，在事唤做理。”

　　?《二程遗书》卷一，《二程集》。《明道学案》列有此条。

　　?《二程遗书》。

　　?《二程集》。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是王阳明《传习录》中记载的“四句教”。其余引文，亦出自《传习录》。

　　三、中国治理学的主要经典

　　中华根文化的经典就是内外得一而用的，其中有主次之分，各有侧重，有的重在外，如《易经》、《黄帝四经》、《化书》；有的重在内，如《德道经》、《庄子》。道德根文化的思想和学说是修身治世的学术思想，修身内求是体，内成外就而治世是用。《黄帝四经》的内圣外王之治，是无为而治与有为而治的大成汇集。老子的《德道经》是圣人之治，是“修之身，其德乃真”、无为而治的精粹专篇。这两篇不朽的名篇巨著，从生命的内治理到外治理，以及社会的无为治理与有为治理，倾囊相授，将人类文化的精华绝学，留赠于炎黄子孙。

　　从应用学角度来说，通过《弟子规》、《格言联璧》、《千字文》、《三字经》等等典籍，都可以对眼、耳、鼻、舌、身、意产生一种可以理解、可以执行、可以解读的规范作用。

　　《易经》是修身明德治理的第一本教材

　　太昊伏羲氏，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我国远古时期的圣明帝王，又名太昊、太皞、宓牺、庖牺，风姓，以木德(仁)而王，是为春皇，都陈(今河南淮阳)，在位百十一年，一云百六十四年①。太昊伏羲葬于陈。神农氏践位。

　　“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这句话实际是“内文明”时期对人类基因质象提取学说的研究记录。《周易·明夷》的《彖》辞中说：“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这句话更明确地告诉我们，只有“内文明”出现，才能够进入完整的修身明德过程，成就“无为而为”的内圣治理；同时，使“有为而为”的外王治理摆脱霸治、乱治、危治乃至亡治这一“兴亡周期律”的制约，柔顺而符合宇宙的法则和秩序。

　　用“人文”来洞察欺骗与假象，克服生存与发展的众多磨难，这也就是修身明德内圣外王者，以王道应用“人文”于修身实践与社会实践中，生存和发挥创造性的过程。只有身国内的文和明都同时出现以后，才能够实现天人合一。达到这个层次，才能说具备了以慧识学文化修身治理生命，且正确治理外部世界的本领。

　　伏羲的易道文化思想是中国古代修身明德治理的源头，一直到明朝之前，还一直被国家治理者所高度重视。黄帝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读过黄帝传记的人可能都有这个体会，黄帝的一切言行基本上都是按照修身明德的要求而进行的，都要在探求清楚自然法则以后才开始行动。

　　《易经》也是一部天人合一的教科书，可用于对于内圣系统进行无为而治的诵读。

　　2.《黄帝四经》的修身治国理论和方法体系

　　黄帝，居五帝之首，与三皇时期的伏羲共为中华人文始祖。黄帝与群臣造文字，定干支，作甲历，作音律，带领先民开发原始农业，研讨医药经典，发明指南仪，制造干戈、战车，烧制陶器，冶炼宝铜，立铜为币，使官有官室，民有定居，集五行之大成，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

　　《黄帝四经》是一部比《黄帝内经》文化价值更高、作用范围更为广博的著名的道家学说经典，它是修身治理学的集大成之作。《黄帝内经》总结的，是轴心时代以前，人类慧智同参、研究生命真相、修身治病的理法经验；《黄帝四经》记录的，则是慧智共运、修身治国平天下、天人合一治世的宝贵经验和方法。从这两部著名经典在两千五百年前诞生的现实当中可以看出，一个文化教育，一个养生修身，这两者自古以来就是道德根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奇葩。这两个系统，全部都是落实在“修之身，其德乃真”的治理学过程当中的。可惜，我们在两千年前开始主动抛弃了它，把这一宝贵的文化给埋葬了。

　　《黄帝四经》，上承伏羲“内文明”的易道文化思想，构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法道文化思想，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完全成熟，继而盛行于西汉初期，并且与《老子》完美结合，从而给汉朝带来了“文景之治”的辉煌。

　　然而，自此以后黄学却被湮没了两千余年，不见踪迹。西汉初期流行的黄老文化思想，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一直是个谜。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突然打开了长久封闭的“时间胶囊”；同时揭穿了老子《德道经》变成《道德经》，以及《黄帝四经》突然人间蒸发的秘密；汉武帝与宰相田蚡利用改良儒生董仲舒，制造了一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文化颠覆运动，以及创造、培养、扶生智能型犬儒文化的佐证，也就更加铁案如山地摆在世人眼前。中国的“内文明”所诞生的文化和教育，也正是从此完全抛弃了慧智共运型文化，沦落为意识哲学文化。

　　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和《黄帝四经》，由于收藏于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庭院和墓葬中，而躲过了当年皇室对道家文化大清洗的空前浩劫，封存了两千多年后，终于冲破“时间胶囊”的封闭，重新横空出世。它们的联袂出土，昭示的是中华民族两千五百年以前长期存在的道德根文化系统的重新复活，是中华古老“内文明”大慧大智井泉重新喷发而对子孙后代的滋养。古代道德高峰上的慧智型文化、图文思维教育方法，为人类超越“外文明”的局限性，回溯于历史轴心时代之前，跨越历史长河，重新认知伏羲的易道文化、黄帝的法道文化、老子的德道文化，带来了勃勃生机和可靠的史料依据，以及原生态的教材。

　　《黄帝四经》是什么样的一部经典？可以说，它是轴心时代之前，在道学还在主导社会主流文化的时期，人们用于修身治理、实践“内文明”而产生教育学、治理学的一部教科书。它与《易经》一样，是现代人开启智慧头脑、培育圣贤心灵、弘扬道德文化、实现民族复兴昌盛的诵读课本。

　　黄帝治理思想的核心是法道思想，“道生法”②。黄帝那个时代，人们的道德素质还处于较为淳厚的状态，因此，黄帝的学说重点在于指导人们如何通过修身明德而达到齐家治国天下平的目标，以“内圣外王”中的外王治理为重点。法与德具有一体两面性，道以德显，德显法生，德以“一”喻，所以黄帝的学说中重点揭示了“天执一，明三，定二”的治理法则，指出人类的治理，同样应当效法于天道而“执一，明三，定二”，不要偏离大道规律性，而要恪守道法治理的原则。

　　《黄帝四经》这部经典巨著，在历史上曾经长期肩负着修身治国、文化教育的重要历史使命。有史可查、最具有说服力的是，在经历了五百多年的战乱以后，汉代以刘邦为发端、窦太后为中坚、刘恒为实践者的汉朝皇室，运用《黄帝四经》和老子《德道经》，建国治乱，教育兴国，获得了极大成功。这两部巨著，是汉代开创“文景之治”历史辉煌的精神食粮，是“光武中兴”能量来源的基础。

　　《黄帝四经》的生成和消失，对我们有哪些启示呢？《黄帝四经》诞生于《易经》之后，作为《易经》文明和文化的传承者应运而生，指引人类进行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实践。在人类社会历史离道失德的过程中，它的生成，具有阻遏、减缓、改变人类道德精神文明下滑及蜕变的巨大功能。

　　《黄帝四经》在汉武帝当权时的突然消失，应验了老子“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③的精辟预言。起于秦始皇的天下为私，在汉武帝身上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和深入，其对道德的背叛日益明显，故而动用政治手段，不惜一切地清理《黄帝四经》和篡改老子《德道经》。这可以说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重创，是一个历史的伤痛，应当引起整个民族的深刻反思，再也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3.老子《德道经》中的“圣人之治”思想

　　老子，是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他是公认的“百家之祖”，道家学派创始人，位居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被誉为“东方巨人”、中国和世界的“第一哲人”。

　　对内圣系统进行无为而治的最佳教材，当属帛书版的老子《德道经》。《德道经》是世界范围内主要经典中唯一一部由圣人自己动笔撰写的著名经典，蕴藏着极其丰富的道德能量。在传统经典中，能与生命内圣系统相吻合的并不多见，其中首推帛书老子《德道经》，她既其大无外地包罗宇宙天地起源、生成和发展的全部信息和轨迹；又其小无内地细微到没有时间空间制约与束缚的质象境和德一境中，对宇宙自然以及生命的奥秘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在音韵上，老子《德道经》的语言结构最符合音韵的需求，不仅四言韵比较多，而且重要的半音节的字运用得非常丰富。例如“之、乎、者、也”这些半音字，符合音韵当中“哆来咪发”中“发”音的半音，很容易构成一个优美的“S”玄曲波的圆润波形。

　　老子在《德道经》当中，提出了德性思想，用德性思想来主宰左脑的智识和右脑的慧识，共构成三元论，也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中气以为和”，将德性、慧识及智识三个元素整体包容在一起，形成平衡互动而德性居中的模式，这就是老子的治理思想模式。老子的治理思想模式，如果与近现代的西方管理思想相比较，可称为心治；而西方的管理模式，基本可以称之为人治，是意识智能技巧的治理。

　　人治思想和心治思想本身存在很大的不同。从其产生的生理基础而言，管理思想只是在左脑智识意识思想层面上诞生的一个大系统；而治理思想需要开启慧识。人们熟知的是西方文化特别重视直觉和灵感的迸发，认为直觉和灵感的迸发是创造力的一个源泉；而在中国古代两千五百年以前，古人早就揭示了人体右脑深层次的质层存在着大量的慧识，而不仅仅只是灵感和直觉，因而需要整体地将其开发出来，进行综合治理。

　　老子“三生万物”的思想贯穿于五千言的始终。老子的治理思想，包括了心的功能，它需要心中具有德性，右脑的慧识和左脑的智识结合，再加上大脑皮层的意识，整体结合在一起而构成“圣人之治”的模式。老子的“圣人之治”思想和现代智能管理思想之间存在互相包容的关系，即治理思想包容了管理思想。圣人之治，简称圣治。概括而言，圣治之道，源生于道德心灵统领下的左右脑慧智共运的心治和法治；现代智能管理之道，源生于左脑和大脑皮层的人治和法制。

　　《德道经》五千言中充满着治理的大智大慧思想，如果单纯运用左脑智识意识思维进行解读，则难以窥探老子思想的全貌。为什么古人用“治”不用“管”？“治”字左侧部首是三点水(氵)，而“管”字上面部首是“竹”。“氵”表示水性。“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是直接产生于天德能量基础之上的一种物质。“竹”属于木类，水生木，“氵”与“竹”两者之间是水与木、母与子的关系。水是木母，由水来生子，在五行深刻的变化当中，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形成一个闭合的循环互生机制。老子曾经说：“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这就是告诉我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到本质上面去，认识到它诞生的原发地当中去。在诞生地和原发地的母体上，去追踪它的全息功能，这样才能深刻地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这是“圣人之治”的一种方法论。慧识治理和智识管理的差异性也正在于此。

　　老子《德道经》涉猎和适用的范围实际是极其广泛的，既适用于身体内部，也适用于家庭和社会，还适用于文化、哲学领域，以及企业治理、谋略、战争等等方面。

　　4.《庄子》揭示了东方文化的四种悊（哲）学观

　　庄子(约公元前369年——公元前286年)，名周，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著《庄子》，同时是一位修身明德实践的大成就者。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庄子与孟子同时，战国时代宋国蒙邑(今安徽蒙城人，另说今山东东明县)人，曾任漆园吏，也被称为蒙吏、蒙庄和蒙叟。据传，庄子曾隐居南华山，所以唐玄宗天宝初，诏封庄周为南华真人，称其著书《庄子》为《南华经》。

　　《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但留下来的只有三十三篇。分为：外篇、内篇、杂篇。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等。

　　5.《化书》论述社会演化及治与乱的原因

　　《化书》，道家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其产生于唐末五代时期，共六卷，分为道、术、德、仁、食、俭六化，一百一十篇。该书阐述了道家对自然万物生成和变化规律的认识，用大量篇幅论述了社会演化，揭示出动乱的原因，并提出对策。

　　《化书》实际是一位道者在山里面写出来的。其中的有些内容也源自于《黄帝四经》，同时也有作者自已的一些独到见解，的确是非常精辟。但是，这部著作流传出来后，接受付印任务的人为名利所惑，把自己的名字加上去，说是自已写的，欺世盗誉的事看来古已有之了。

　　①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文》。

　　②《黄帝四经·道法》。

　　③《德道经》第一章《论德》。

　　四、把握内圣教材与外王教材的不同特点

　　在中国文化当中，因为教育的对象不同，有一部分内容是不需要用意识去解读的，一解读就闹笑话；而有一部分则要求一定要把它解通，要运用各种形式和方法讲解透彻。适用于内圣系统的无为而治教育的经典，是不必用后天意识去强行解读的，只要坚持开口诵读，就能达到良好的效果。这就如同一部生命的交响曲，只需要人们去演奏她，而不需要人们研究作者为什么要如此写下曲谱。而对于眼、耳、鼻、舌、身、意进行教育治理的经典，由于是针对后天有为而治的意识，那就一定要让意识可以理解，具有可执行性。

　　这就如同让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去办一件事情，你交代得非常仔细，那是在白费唇舌，只要告诉他“这个事情你去做”就可以了，他会将事情办理得非常漂亮。而对一个愚蠢的人，你如果说“这个事情你做一下”，他肯定会睁着大眼瞪着你问许多问题：“做什么？为什么要我做？我如何做？你告诉我怎么做，还是你找别人去做？”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被很强烈的后天意识控制着自己的思维，站在一个小我的基础上，依赖性非常强；而不是主动开动自己的机器，接到一个指令以后立刻转化为眼、耳、鼻、舌、身、意的能动性，迅速地搜索各种信息，并对信息进行整合、分析，最后得出处理事物的最佳方案。所以，对于这样的外王管理，如果不讲详细，交待清楚，则很难产生效果。

　　先天无为治理与后天有为治理，这两个系统的教育和治理方案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假如您是一位家长，您的孩子正在进行经典诵读，那您对咳子一定要仔细观察。虽然孩子正处在先天环境中，但是在诵读过程中也会提出“这句话什么意思，那个什么意思”的问题，表现出意识开始启动时的求知欲。如果孩子诵读的是帛书版的《德道经》，那么，我们只需告诉孩子：“诵读老子的五千言就是要让你体内生命的水韵动起来，达到一种最美的状态，将来你就会又聪明又健康”，就可以了。

　　对于老子五千言《德道经》，一万个人会有一万种解释。实际上，解读五千言，可能具有518400种答案。能够解释得清楚吗？这个数据的测算来源于天体的运行规律。人类受孕后在胎儿期的度与数，出生时的度与数，都无法逃避地接受着各种场性能量的制约和作用力，古代圣悊通过慧识的观察，发现作用力最强的是七曜（日、月、水、金、火、木、土七星）这些星球的场性能量。将年度周期律、月度周期律和日度周期律，配合七曜的空间之度和运行之数，综合进行数学推算，一共可构成518400种气质模型。不同的气质必然具备各不相同的感知能力，细微的差别只有唯象实践者才能觉知并从细微中把握。人类有这样一个庞大的思维数值的模型，气质性格千差万别，那么对于五千言的觉知与理解，也就必然是愚者显愚，昧者现昧，智者见智，慧者见慧，性者见性，各有不同。人们也会因为在坚持诵读的“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损”①的无为而治和“不言之教”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变化与提升。因此，对于“非恒道”的经典，我们不能机械地、局限化地进行解读，而应当以坚持诵读为根本。

　　①《德道经》第十一章《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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