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到底是采取什么样的治理之道，这不仅是当前国内学术界在热烈讨论的问题，而且也是世界各国所关注的重点之一。当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的谈话中就探讨过治理之道①，学术界称之为“毛黄命题”,毛泽东的回答是要靠民主之道来解决。毛泽东所说的民主之道，可能并不是西方民主之道，那时候还是新民主主义的概念，也可以称之为人民民主的概念。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在探索之中。比如,大家都在研究，执政党到底怎么去彻底解决腐败的问题，这个问题甚至被学术界列为悖论，大家都特别希望通过传统文化汲取一些新的智慧和营养，找到真正的答案。

　　在中国历史上，治国模式曾经历了从皇道、帝道向王道、霸道梯次下滑的变迁。关于选哪一种治国方略的问题，正像爬楼梯一样，想立即从现有的治理模式，直接回到帝道、皇道的状态是不可能的。自从夏朝以后，中国的国家治理进入到一个“家天下”时期，采用的是王道治国的模型；到霸治时期，才进入私人治天下的模式。我们现在看一看世界各国，全部都是采用的政党形式，以政党为单位来治理天下，对应到中国历史上，就是夏商周时期内圣外王的王道治理模式。

　　在王道治世的基础之上，把目标定在帝道治理，这样既可以避免王道治理模式再次下滑，向上又有一个正确的目标引导发展。而且，这个模式也能够兼容并蓄地把世界各地优秀的东西吸收过来。

　　社会治理模式与生命内在治理机制是息息相关的。在王道治理期间，人们大脑的生理机制必然地会以使用左脑的智识为主体，而不是单纯地使用大脑皮层的意识。从左脑质层产生的能量流，能够向外帮助大脑皮层的有为意识；同时,向内进入深层的右脑传输架构，直接通过胼胝体传导至右脑质层，从而激活我们右脑的智慧，使右脑质层的慧识也可以反馈过来，圆融左脑质层的智识系统，使慧识与智识通达无碍。所以,王道治理是一个承上启下比较好的模型，关键是在于如何定位，真正达到王治而不是霸治。

　　内圣外王式的王道治理还是一个顺天应人的治理模式，法则性非常强。关于如何运用王道之治，在文化的形名定位上是指超越“道德文化”意识层级的“德道文化”智识形态，黄帝、老子和孔子的学说中有大量的记载，有丰富的理论和方法，只要将其剥离出来就可以运用。西方实际上在早期也有这方面的理念，比如苏格拉底的思想充满了对王道治理的向往，有模糊的概念在里面，只是后来被湮灭了。

　　中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存在着夏商周连贯的积累，连着近千年的时间实行了王道治理，这里面可取的案例特别多，经验和教训都非常丰富。特别是周朝，在周公的时代，既有王道治理的优秀经验，但是也有值得后世吸取的教训。周公全力地防范治理模式继续下滑，但最后还是滑到了霸治状态，这是因为他选错了方向。他将治理的重点定位在“礼”上，实际上应该定在“信”上面，讲睦修信,让每个人把“信”培养出来。只要把信德培养出来，土可以克水，就可能克住愚昧,使人明智。人一旦明智了,就能选择正确的道路。

　　①详见2005年7月20日《中国青年报》黄方毅《60年前毛泽东与黄炎培对话破解政权的宿命》。

（免责声明：此域名下的内容以及本文内容均为转载企业宣传资讯，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本网无关。仅供读者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邮箱:27652307#qq.com （把#改成@），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