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是文明诞生了文化，文化诞生了教育与文明的传承。中国的治理思想和学说是中国独特文明的直接产物，因此，我们需要将人类的文明进行清晰的分类，才能明白为什么几千年来东西方会产生众多的文化以及治理现象，进而对东方中国的治理思想和学说进行正确的古为今用，准确地建立“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的治理体系。

　　一、文明的分类

　　对于人类文明到底应该如何进行分类，在目前，可以说是学说纷纭。站在东方道德根文化的基础上来进行解析，则可以比较清晰地看清与观透。在小小的地球村上，人类由于探索、实践路径的不同，而产生了文明、文化以及教育方法的差异。修身明德“内求法”所诞生的是“内文明”；智能意识“外求法”所产生的是“外文明”。这个分类方法只有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可以找到，把这个系统观建立起来后，再来认识世界的历史、文明、文化、教育、治理，就容易建立起清晰的观念。

　　那么，什么是“内文明”？什么是“外文明”？

　　“内文明”，是运用以人为本、内证德道和顺应自然的“内求法”，首先在自己体内进行全面的求证；通过修身治理实践，在实现天人合一的过程中，进入无为而洽境界，了解与掌握天地自然的规律与秩序法则，在质象学领域产生突破；然后再向外延伸，通过眼、耳、鼻、舌、身、意建立物相学系统，运用前识①六根②的有为而治来感知外部世界与体内的协同性，从而达到内外协同、内外一体的一种文明形态。这一文明形态，是16世纪之前中国的科技发展始终能站在世界民族之林前列的重要保障。

　　“外文明”，是运用“外求法”认知万事万物，单一性地向外索求物相结果的文明；是人类丧失“慧识悊学文化”能力后，以“智识哲学文化”和“意识哲学文化”为主体的，包含直觉与灵感的文明。所谓“外求法”，是在物相范畴内，以人的后天意识为主体，依托直觉与灵感，向外延伸眼、耳、鼻、舌、身、意“前六根”③的生理功能，以及物化这些功能成为工具，展开逻辑推理、实验证伪，积累转化为知识与经验，达成“有之以为利”的目标。它诞生的科技成果，主体是创造科学语境，建设、提升、丰富物质文明。但是，却难以确保这种文明高度符合天地自然法则与秩序，因而也难以避免耗费资源、破坏生态平衡的缺陷与恶果。

　　人类文明最早期的起源具有同一性，都是发端于修身明德的“内文明”，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这一同源性不可否认。这一点，从世界各地已经湮灭在历史长河当中的一些民族的文化历史当中，都可以找到根据。例如南美洲的玛雅文化，追溯他们的文化源起，同样是“内文明”在先，“外文明”在后。作为中国人，我们在研究文明文化时，必须要掌握这一特点，而不能被西方现有的“外文明”成果障蔽了自己智慧的双眼。

　　东西方既有“内文明”的杰出代表，也有“外文明”的传承者。这些“内文明”的杰出代表，都是思想家、悊(哲)学家、教育家。西方的“内文明”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然而西方有一个非常大的缺憾，古代希腊的哲学文明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从古埃及摆渡过去的，是一种借鉴和应用，这与中国文明的特点大不相同。中国的“内文明”有完整的文字记载和比较系统的思想体系。东方“内文明”早期比较典型的代表，有中国的伏羲、黄帝、老子，还有印度的释迦牟尼。这几位先悊都是东方“内文明”的先驱。伏羲创造了易道文化，黄帝创造了法道文化和传统的中医学，老子创造了德道文化，告诉人们通过修身明德来获得大道的真理。

　　在今天的社会上，人们大都知道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但是对中国“内文明”的缔造者伏羲、黄帝和老子这三位杰出人物，却是普遍陌生的。不认识自己的老祖宗，不认识自己民族的圣悊(哲)，不认识自己文化的根蒂、哲学的根源、文明的源头，我们能把自己真正地治理好吗？任何事物都需要寻找它的根，插在花瓶里的花虽然鲜艳，但生命并不长久，因为它失去了根！去根的文明，去根的文化，去根的教育和治理，同样是极其危险和可怕的。

　　在“外文明”方面，西方的代表是亚里士多德，东方的代表是孔子。孔子和亚里土多德的时代，分别是东方和西方的文化转折期，也就是从内文明”无为而治的“慧识悊学文化”转向“外文明”有为而治的“智识哲学文化”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种转折的实质，也就是从以“内求法”为体、“外求法”为用，向单纯“外求法”滑落的转折。东方和西方两个地域，这一转折期的时间段非常相近，基本上就在那几百年的区间之内，同时在东方和西方发生了文明和文化的重大转折，因而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将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称为“轴心时代”④。那个时候，东西方之间既没有电话联系，也没有电报或者驿站传递讯息，却几乎同时出现了一个“内文明”全部向“外文明”转折的历史时期，这就形成了历史发展中这段典型的“慧识悊学文化”与“智识哲学文化”的分水岭。

　　①前识，出自《徳道经》第一章《论徳》：“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指人体前端的认知生理功能。即指现代人所称的意识以及眼耳鼻舌身的工作机制。

　　②六根，修身学术语，指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生理器官和组织。其生理功能即属于前识。

　　③前六根，即前识六根的简称。“意”虽然也属于六根之一，但是因为意识分阴阳，所以单独使用的时候，一般不用“根”来表述，以避免将阴意识、阳意识混淆。

　　④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轴心时代”的概念。所谓“轴心时代”就是指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转折时期。

　　二、“内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

　　1.“文明”的本义

　　“文明”一词，“明”是前提，“文”是本质。

　　文，是指细微本质性的纹理。文，既具有物相之文，也具有质象之文。文是中国文字的一个字根。对文字进行寻根探源，从字进入文，再进入图象思维，就可以逆向性地寻找到它的本义。

　　明，分为物理光之明和生物光之明。

　　所谓物理光之明，是指可以通过物相学的研究而明白“物相文”的道理。像阳光、星光、月光、电灯光、烛光等等，都属于物理之光，它们所产生的“明”都是肉眼视觉所显而易见的。

　　生物光之明，则具有个体的差异性，只有通过修身明德产生自身的生物光，才能反观内视或者外视，洞悉“质象文”的本质。对于生物光之明，现代人大部分都没有亲身的体会，除了对一些孩子容易讲明白这个道理以外，大多数成年人已经不具备观察生物光之明的身心基础了，但是这种“明”的确是客观存在的。

　　生物光，要靠一种能量来产生，这种能量，古人就称之为“德”。怎样才能获得“德”的能量而产生生物光？这就需要通过修身治理来实现。正如老子所言：“修之身，其德乃真”，只有通过“修之身”，使自己的德“真”了，才会具备这种生物光。对于孩子们来说，只要在3岁以后开始植入对文化元典的经典诵读，一直维持到14岁，他们的体内可能就会保持着这种生物光。这种生物光能使人具备图象思维能力，具有慧识的基础生理功能。

　　2.“内文明”的生理机制

　　要想达到“内文明”，能够在自己体内研究任何事物，首先一定要进入“图象思维”的生理层面，因为慧识的保护和图象思维能力，是现代科学与教育所力求产生的想象力与创新力的前提与基础。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外诸如伏羲、扁鹊、孙思邈以及达芬奇、爱因斯坦、尼古拉·特拉斯等人，都是具有慧识图象思维能力的实践者与创新者。

　　“内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例如，修身治理文化在民间的承传，曾经造就了宋代的大文豪苏轼。苏轼有个“梅雨天晒肚皮”的故事，说的是在梅雨季节里，别人都是把书柜里的书搬出去晒，而他却是搬一个躺椅，在太阳下面解开衣怀晒肚皮。人家问他：“苏学士，别人晒书，你怎么晒肚皮啊？”他拍拍肚皮回答说：“我的书都在这儿呢。”这其实就透露出，苏轼掌握的是修身文化界内部一直流传着的一种图象思维方法——腹读记忆法。这一方法也就是韩非子所言的：“慧者不以藏书箧。”①而这个方法就是图象思维记忆方法的腹部第二大脑的高级应用，满腹经纶的腹读记忆其实并不神秘。近几年来，在一些采用传统文化教育方法进行经典诵读的幼儿园和小学里，一些小朋友已经具有了这样的生理功能，从而实现了海量记忆，无论是数学、语文还是音乐，他们都能够把这些文化知识真正学成是“自己的”。

　　在西方，虽然没有“内文明”的教育方法传下来，但是也有天生携带图象思维能力的现象，近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上小学的时候，他的老师甚至找他的父亲，跟他说这个孩子不认真学习，将来没有出息，却不知道这个孩子具有天然的图象思维能力，过度地学习后天知识，反而会将他的图象思维能力屏蔽掉。这样的孩子，往往表现得比较顽皮，独立性和自主性很强，但是他们的前途常常会超出循规蹈矩的人。爱因斯坦成名后，在描述自己如何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曾经非常清晰地指出了自己所具备的图象思维特点。

　　“内文明”所使用的工具，实际上就是人体大脑中的松果腺①。松果腺的位置，在人的两耳尖连线与眉心和颅脑底部连线的交叉点上，只有大约一颗绿豆大小。在人生的早期，松果腺是透明的晶体，如果人的心能够不断为之供应心炁能量，它就不会发生钙化，从而保持住作为“内文明”工具的使用功能。是什么功能呢？就是一个放大镜或内窥镜的功能，也就是一只眼睛的功能。只有具备了这个工具，再加上有了生物光，我们才能够具备修身治理的“内文明”。生物光是每个人原本都具备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衰退，成年人需要逆返式地重新激活；而儿童、少年通过坚持优秀传统文化中“非恒道”经典的诵读，就可以保护自己的生物光，获得“德”的能量，从而具备“内文明”的生理功能，能够观察生命体内和体外“质象文”的本质。
　　“内文明”的诞生和应用，离不开两个基础条件的具备作为前提：

　　第一，心中能够生发出强大的生物光朗照生命内境。当生命具有仁慈大爱时，最容易生发心灵的光明。慈、爱、孝、悌全都属于肝木仁德，阳木旺，则供给心灵生发阳火之薪，使心中出现内在生物光的“阳光”，医治慧盲而重显内光明。第二，心灵道德仁爱所生成的这种生物光，随气血运行而朗照生命内境，能够使封闭或弱化的右脑慧识生理功能被重新启用。右脑慧识的重新启用，必然产生人类松果腺的再次透明性恢复。

　　道德仁爱的心灵之光朗照于内外；右脑质层慧识主持信息捕捉；左脑质层智识负责同步解读，并将指令通过大脑左右皮层的显意识与潜意识，传达至眼、耳、鼻、舌、身这“前五根”进行执行应用,这种“德”、“慧”、“智”三位一体的化生应用，就是“内文明”修身生理学的真谛之所在。违背这一修身生理学的机理，成年人的“内文明”也就难以重新生成；孩子们在婴幼儿期具备的慧识视觉生理功能，就难以避免不发生屏蔽。

　　3.“内文明”的特征

　　内文明”对于万事万物的认知，是将意识、智识通过“静”与“定”调适到与慧识相结合的一种状态，摆脱了“物相”的束缚，进入到“质象境”内，同时把握住了质象与物相，从而整体观察、认知事物的本质、开始以及归宿，以“无之以为用”治理“有之以为利”，将用与利和谐统一；是用质象内在的精神文明，引导和规范物相外在的物质文明，在不违背自然法则秩序的前提下，正确良善地提升生命价值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一种“内圣外王”，“知其白,守其黑”①，“执一以为天下牧”的慧识悊(哲)学文化观和方法论。“内文明”所遵守的法则，是尊道贵德，敬天爱地，顺天应人，治人事天，不违背宇宙法则的度、数、信。这一点我们从中国的二十四个节气的排列和应用中就可以看到。节气文化，就是“内文明”时期，古人拾头看天，俯首察地，垂帘内观其身，而诞生的一个文化大系统。

　　认识“内文明”,需要对以下概念有所了解。

　　（1）“物与“质”

　　“物”与“质”是不同的概念。我们的一双肉眼只能看到“物相文”的内容，从中提取知识、经验和道理；而“内文明”的内求法，它所提示的，是超越物相東缚的“质象文”的本质。所以，我们现代物理科学的究方向应该早日有意识地从物理学走向质理学。

　　打个简单的比喻，一只电子笔，我们看到它时，眼睛所取到的是物相，但是里面有质象，这个质象只有少数人或经过特殊训练的人才能提取出来。比如，让一个小孩子用自己的眼识给一只电子笔“照”一张“相”，然后再把眼睛闭起来，在大脑里面看一看电子笔的“底片”，再把它的“底片”在大脑中“洗”成“照片”，小孩子就有可能很清晰地说出这个电子教鞭里面还有电池。为什么小孩子可以透过表面看到里面的小电池呢？是因为他完整地把这个物相里面的质提取出来，转到自己大脑里面进行记忆了。

　　物相，就是现代物理学所研究的范畴；而质象，现代物理学的研究还未能真正完全深入这一领域。201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提出“上粒子”理论的两位科学家。“上帝粒子”理论的研究成果，验证了修身理者在色象境和无色境中，对物和质的一部分观察结果。进入色象境后，在慧观中摆脱了物相制约的质，是以色质为主体的验证；而高能物理恰同样是在细碎分解物体后，进入质中，去寻找科学的答案。在物质的质去寻找宇宙的真相，对修身治理而言，就是进入色象境，进一步完成质去色通透性，从而突破色质的束缚而进入纯光界，只是这个光是生命光、生物光而已。物理学试验，用细分法通过轰击与对撞去观察发现；人体修身治理则是通过静与定去完成，一动一静恰成完美的组合。但是，参与找“上帝粒子”研究的一位中国科学家也认识到，要想达到中国文化所的生物光之明，恐怕现在还难以实现，因为没有那么高的能量进入那一境界。而人类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生物，人在静和定当中，就能进入生物之中，并不需要巨大的分离器。

　　我们的生活和生命活动当中，广泛地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质，也称为质元。一共可分为五大类，第一类是精，第二类是炁，第三类是音，第四类是色，第五类是光。这一切都不是用人的显意识所能发现和调用的。质理学与物理学是不同层次的学问，虽然目前人类科学研究的主攻方向是物理学，但是整个生命的奥秘和宇宙的奥秘，却全部都藏在质理学当中。

　　目前人类的物理学研究正在全力以赴地往上赶，想突破物相的制约，完整地进入到质理学中开展研究。但是，由于还没有掌握进入质理学所需要的光源，不能在光上首先进行突破，对于只有在生命光下才能观察到的所谓的炁、所谓的精、所谓的音以及色，全部都无法真正展开研究。

　　现代物理学由于还无法突破质元这一关，所以难以用仪器模拟的方式来合成、引导人们或者刺激引导人们进入其中。但是，只要我们大批的人都来进行研究，相信这个窗口是会向人类敞开的，人类是能够捕捉到真正脱离物相的质象的，并且在其中将许多科学的奥秘、生命的奥秘都展现出来。比如，老子所描述的“见素抱朴”④状态，目前只有在高倍电子显微镜下，才能看到它的基本形态和基本结构，进行DNA的排序和记录，非常复杂，对电能的消耗也特别多；然而在人体内，具备“内文明”之后，我们却可以自己轻松地展开这个质象，进行观察，进行自我修复和应用。如果我们在观念上真正地、全部地认识到这五种质元对我们生命的意义，那就是抢先一步掌握了生命健康的主动权，智慧源泉的能量之井也就被我们发掘到了。

　　（2）物质世界的三层境界

　　道德根文化根据所观察到的事物特点，将物质世界分为欲相境、色象境和无色境三个层级。

　　所谓欲相境，是指肉眼可以看到的阴阳分离的有相之境，特点是物相、质象混淆，生物光与色质缺失。欲相境，也可称之为物相境，西方命名为三维空间。

　　所谓色象境，是指非肉眼可见，而要靠我们的智慧之心、智慧之眼才能发现的境界，是无相而有象之境，特点是有色，具有质性，而没有物相，要通过眼识“用中”⑤、光色想象进入。色象境也称为质象境，它出现在哪里不是人为控制的，而是由生命的无为治理系统根据质的量、强弱而主持的。

　　所谓无色境，是指真象呈现之境，特点是无色透明，是更高维的空间，需要通过色象境进入。无色境，也称为德一境。

　　①《韩非子·喻老》:“故知者不以言谈教，而慧者不以藏书箧。”

　　②关于“内文明”以及图象思维的详细讲解,请参阅熊春锦先生《德慧智慧性图文维教育——别把孩子教笨了》、《生命的光色——观色学超速记忆训练》等专著,及《德道行天下》2011年版第三册中《人类文化寻根探源》等文章。—编者注。

　　③《德道经》第七十二章《恒德》。

　　④《德道经》第六十三章《朴素》。

　　⑤用中，修身教育学、治理学专有名词。“中”是中国古圣先贤对宇宙能量运动基本型构的象形表意。详细解读请参阅熊春锦先生《三个苹果一个中》一文，刊于中国言实出版社《德道行天下》2012年版第三册。——编者注。

　　三、“外文明”的巨大局限性

　　“外文明”的传承者，在西方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亚里士多德师从于柏拉图二十年进行学习，但是却一直不能进入“内文明”的境界，也就是说不能进入图象思维，不能够返观内视自己的体内诞生“内文明”，所以才转而走向双眼的外求，利用眼、耳、鼻、舌、身以及意识外求的方法，来完善和提升自己。正像他的老师柏拉图所批评的，亚里士多德已不能够在自己体内去进行思考，只能从书本当中寻找知识和文化，所以只是个“书虫”。

　　在轴心时代这个转折期，东方同样诞生了一位伟大的“外文明”的承传者，那就是孔子。孔子曾经五次问道于老子，也曾经跟自己的学生颜回共同探讨过如何通过“坐忘”进入“内文明”。明代大儒王阳明同样通过“坐忘”，来了解天人合一之道，而创造了“心学”一脉思想以传世。这些历史记载，实际已经清晰地告诉了我们，东西方文明诞生和传承的脉络。

　　“外文明”，是运用外求法，向外索求物相结果的文明。人类丧失了慧识能力后，在物相范畴以内，以后天的意识为主体，依托直觉与灵感向外延伸，从而发展了眼、耳、鼻、舌、身、意等前识六根的生理功能，这是“外文明”的生理机制和特征。例如，近二十年来的网络文化，其技术发展已经进入到了模仿人类大脑皮层生理功能的阶段，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外求化。“外文明”由于难以高度符合自然法则秩序的度、数、信，往往需要付出高昂的生态、精神及物质的代价，才能获得进步。可以说，“外文明”的每一次大发展，都对有限的物质世界造成了大量浪费，并不经济。

　　四、修身明德才能确立“內文明”，驾驭“外文明”

　　法国文学家伏尔泰曾经说过：“当我们欧洲的皇族和商人在东方发现财富的同时，我们欧洲的哲学家则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道德的世界。”但东方中国在西方“外文明”的成果面前，并没有坚守住自己的“道德的世界”根基，不是洋为中用，而是彻底放弃“内文明”道德世界的建设，全盘否定自己，使国家民族跌入漫长的低谷期，沦为被列强任意宰割与欺侮的对象。

　　道德世界的坚守，原动力来自于“修之身，其德乃真”、“大学之道，在明明德”①的修身治理实践之中。修身明德，才能够确立与发展“内文明”，驾驭“外文明”建设，不被物相所迷惑，而能够坚守住道德世界的不失守、不丢弃，不被“外文明”所取代。

　　《周易·乾卦》中说：“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对于这句话，很多人都在进行解释，但是由于没有内求法修身治理的体会，常常是风马牛不相及，解释不到位。这句话指的是，在修身明德实践中，当人体腹腔内（修身治理学称为下丹田）具有图象思维的形质出现且内视清晰时，就标志着慧识的内光明开始产生；身内“天下”的大量“人文”，必然会逐步显现在慧识的光明中。慧识图象思维能力的诞生，对身内的“天下”和身外的天下，产生光明朗照，不仅能够使人不会迷失方向，而且还能够指导事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腹部是人类的第二大脑，这一点现在已经被西方科学界研究并证实了。199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迈克·D·格尔森提出了“第二大脑”的概念，他们的研究显示，这个第二大脑大约有1000亿个记忆细胞，相对独立于大脑而存在。除了消化食物以外，它还能够监控胃部活动，并针对外界的环境、刺激做出很敏感的反应，比如调节消化速度、调整消化液的分泌，等等。《纽约时报》报道说，人的肚子里藏着第二个“大脑”，它竟然主宰着人的悲伤情感。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知道这一生理奧秘。人体腹部肠管壁分泌的多巴胺量，比大脑所产生的要丰富得多，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巨大的神经递质的存储库，只要唤醒它，人类的高速阅读能力、海量记忆能力都会产生。在图象思维下，可以具有超常记忆和海量记忆生理功能。因此，老子“虚其心，实其腹”的“圣人之洽”教育方法，并不是空穴来风；古人所说的“锦心绣腹”、“满腹经纶”、“腹载五车”，全都是慧识教育的必然结果。

　　“内文明”的继承维系、巩固发展，有赖于修身治理文化和方法的实践，慧识悊学文化的传承。中国历史上，在东周春秋以前，修身明德求真是广泛的社会共识，是社会的主流文化。经过春秋战国五百年的战乱，中国的道德文化基因发生了严重的缺失和变异。“文景之治”期间，对“内文明”的文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应用；但是，在汉武帝推行改良儒学，为维护封建“私天下”的统治服务，既抛弃道德根文化，又背弃孔子原儒思想，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守护慧识悊学的修身治理文化被边缘化，道德文化被逐渐矮化至现代的伦理行为学。真正的修身治理文化虽然退隐山林市廛之中，在民间承传不绝，但是，东方道德的世界却从此开始失守，逐步流失为空壳。

　　慧识的天赋幸存，曾造就近代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等众多的优秀人才。超越直觉与灵感的慧识图象思维能力，这种“内文明”现象，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曾经使众多的人才创造出文学、艺术、科技的奇迹。西方重视直觉与灵感，少数人被动进入图象思维；而中国则是运用修身治理方法，主动完整地进入。

　　法国人在研究他们的“战神”拿破仑时发现，拿破仑无论再繁忙，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都要先静一静。虽然他不知道如何修身治理，达不到“定”的状态，但是其闹中取静的例子提示我们，只要能够把精神系统调整到一种静的状态，这样冒出来的思维，常常就是灵感和直觉。这就是在文化领域，捕捉最准确的文化亮点的一个重要方法，可惜没有人将其提纯出来，真正纳入教育之中。

　　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都是已经实现了“内文明”状态的先悊，他们将进入“内文明”的状态称之为“暇思”，即闲暇的思悟。他们授业时，常常是为师者放松心身进入到无为状态去体悟，而学生们则围着老师站成一圈，共同感受如何进入到暇思的状态，也就是进入到质象思维的状态，在图象思维的环境下去体悟自然，找到问题的答案。

　　中国在“内文明”方面更是人才济济，有很多这样的历史记载。中国的修身治理文化，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将“内文明”揭示得一清二楚，只是后人在滑入意识哲学文化时期以后，很难用慧盲的意识去理解和接受及认同，常常把它视为异端而已。

　　“修之身，其徳乃真。”修身治理达到图象思维能力，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当中的核心和重点。我们只有把握住这一要点，才能够解读好古人的智慧。经典诵读是古人创造的一种以德修身的方法，孩子们通过诵读，用音波振荡自己的生命之水，产生符合生命基因双螺旋结构的富有韵律的运动波，就会使体内始终保持一种正能量占主导地位的状态，从而维护大脑里面松果腺的良好状态。而我们通常的智能教育、意识教育或者经验型教育，全部都无法遏制或延缓松果腺的钙化进程，因为这样的教育没有给孩子们的生命提供精神的食粮。而孩子们一旦过了7岁，松果腺就进入了钙化期，到15岁时完成钙化。如果还想重新恢复它的透明度，达到像一滴水珠那么晶莹剔透的状态，能够像我们眼球的晶体那样，发挥拱凸镜的作用而产生图象思维，就必须进行修身治理了。

　　“内文明”对万事万物的认知，必定要把握住静与定的运用。通过静的过程，可以将人的“意识”与“智识”连接起来，叩开“慧识”的那扇门窗，从而透发出一点信息。而且，中国的文化是可以让我们的智慧完全敞开大门的，让右脑质层的慧识、左脑质层的智识以及大脑左右皮层的显意识与潜意识，完整地成为一个整体，称之为“得一”。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浴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②保持“一”的完整而不分散，才是最高的智慧。

　　①引自《大学》。

　　②《德道经》第二章《得一》。

　　五、重拾“内文明”是中国超越西方的捷径

　　雅斯贝尔斯研究世界各地域文化的历史以后所提出的“轴心时代”观点，非常符合在两千五百年前左右的数百年区间内，世界各地域普遍出现的一个明显的文化转折时期的客观共性现象。他虽然将文化现象强名为“文明”的概念，但是“轴心时代”却为我们研究地球人类文化的转折期，提供了一个时间和空间的坐标点。这非常有益于我们深入研究地球人类的历史，对地域民族的文化进行寻根探源，回溯人类文明发端的根柢和井泉，重新汲取营养，为文化的复兴、教育的正确发展把握方向，从而再创历史的辉煌。

　　不过，雅斯贝尔斯虽然提出了轴心时代的思想，但是他的研究却并非全面深刻。他只观察到了轴心的转动性，并未揭示转动中的转折性。而这种转折性，不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全都具有共性和典型性。

　　在两千五百年前左右所开始发生的世界性的文化轴心转折，历经了几百年的文化震荡和裂变，但是在根本上，是一种慧性文明向智能文明的轴心偏移性的转动，是一种慧识文化全面向智识文化的转折，是慧识悊学向智识哲学的滑落。

　　这种轴心转折现象落实到社会中，就是人类群体慧明的丢失，从而出现大面积的“慧盲”。慧盲，即心灵光明的弱化，造成右脑慧识的急骤封闭，丧失原本普遍存在的右脑图象思维生理功能；而左脑的线状思维和点状思维，开始独尊式地出现于生命体内。这一生理功能现象，也就是全脑思维解体，“得一”被支离而破碎，以至于最终只存在左侧大脑皮层的意识思维功能“一枝独秀”，而大脑其他区域的功能则处于休眠和被屏蔽的一种状态。

　　慧识文化与智识文化之间的距离和差别，我们只要重温一下孔子对老子“犹龙也”①的赞叹，柏拉图对亚里士多德的批评，也就能够一目了然地明白其根本所在，从而掌握慧识文化与智识文化转折的源起及其未来发展的必然归宿。两千五百年以来，地球人类所共同经历的，是一个慧性文明与慧识文化失落的漫长历史时期；是一个智能文明和智识文化长期在真理与谬误、正确与错误之间痛苦挣扎，以地球的有限资源为惨重代价，摸索着向前发展的历史阶段。

　　因此，文化的寻根探源必须走进历史长河，进行层层抽丝剥茧式的分析，掌握人类文化的根源性分类，对本质性的变化与转折进行深入探讨，透彻地了解文化的裂变过程，“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②地进行文化的研究和溯源，寻找到修身治理学。只有这样，才能找回失落的慧性文明和慧识文化，重新获得文化复兴的强大原动力，智慧圆融，将质象与物相兼容并蓄，创造人类历史新的辉煌。

　　修身治理学的“内文明”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但是我们现在却把它遗忘了。我们必定要将其重拾起来，才能找到软实力的最强劲爆发点。否则，西方的“外文明”已经发展了两千多年，我们跟在他们后面发展，没有自己的特色，拿不出能够超越他们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哲学思想，是无法领先的。西方的发展状态，就像“7”字的字形所演绎的一样，他们已经从“7”字的根部发展到上面这个平台区，正在寻找突破口。我们如果沿着西方的轨迹亦步亦趋，是无法超越的。当务之急，是抓住当前难得的历史机遇，从“7”字的根部拉一条斜直线，将我们“内文明”的特征发挥出来，直接牵到“7”字上面“一”的前端点，进行突破和超越；而不要再沿着这个“7”字的轨迹，跟在西方人身后转弯子。三角几何原理，一个边的直线可以用最短的距离超越两条边线的总和，这就是直线距离，就是捷径！

　　①《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②《德道经》第十五章《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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