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的原动力在于根文化。什么是根文化?根文化并不仅仅是东

　　方所独有的概念,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根文化,而我们在这里所重点探讨的,是我们本民族的根文化。

　　一、中华传统道德根文化

　　中华文化是一个大系统,既有传统文化,也包含着现代文化,传统文

　　化又以两千五百年前出现的轴心时代为分水岭。从宏观历史上考察,可以看出,中华文化的大系统,如同一棵扎根在真信厚土中的,以道为根、以德为干、以仁义礼智信为枝的参天大树。伏羲创立的“易道文化”、黄帝创立的“法道文化”、老子创立的“德道文化”一脉相承,构成了这棵大树的主根,也是祖根；由孔子创造的原儒文化和后来传入中国的佛学文化,构成了这棵大树的辅根。这三家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道德根文化。道德根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在中国的文化中,轴心时代以后,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出现,整个民族文化就被改良儒学全面取而代之,进人了改良儒学文化的时代,并且延续至近代。五四运动时期,才结束儒学文化时代,而进入现代西方文化全面侵蚀和占领,而传统文化失落的时期。

　　在轴心时代之前,古代中国是处于慧识悊学文化时期。中国慧识悊学文化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发端于“易道文化”,发展于“法道文化”,成熟于“德道文化”。以易阐道,以法论道,以德证道,都是“抱道无离论天下”的道德文化学说。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大系统性上,就是一部道德文化。

　　二、中国文化在轴心转折时期的开枝散叶
　　中国的文化史可以用一棵大树进行表述。在图1-4中,“道根德干”是根基和支撑,在此基础上,生长出一系列的辅助树枝

　　道,这个文化之根,是深植在厚土之中而看不到的;但德的主干却是显而易见。在离道失德以后,各家学说仍然抓住了德来展开和论述各自的思想。德,是诸子百家论述自己学说的一个灵魂,在当时的百家争鸣期,并没有被轻率地放弃。

　　汉代仍然坚持着道德根文化的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司马谈在排序方法中暗藏玄机,巧妙运用竖排版的特征,将道学文化列在最下面,非常形象地告诉后人,要寻找自己文化的根——根在道中。然而,后人在研究文化史的时候,未能把握住汉武帝运用皇权强制性抑道扬儒的历史时代背景,被汉武帝彻底清除黄老道学文化的阴谋所惑,仍然常常把顺序颠倒过来进行认识,以为道学文化不是中国的根文化。这样一来,几千年来人们在评价历史的时候,常常是把爷爷和儿子排在起坐,等辈齐观,对道德根文化未能正本清源,对两千五百年之前维系中国社会发展的黄老治理学源头视之无物,对黄老道学文化的治理思想没有予以高度的重视,使我们的根文化处在一种岌岌可危的现状之中。

　　主干文化时期,属于德治时代和仁治时代,历史上对应于皇道治国与帝道洽国的三皇五帝时期。这一阶段诞生与成熟了中华文明和文化的道德悊学文化以及教育方法,当时所采用的,就是老子后来所归纳总结的“修之身,其徳乃真”的教育方法,而教材来自于著名的《易经》和《黄帝四经》,以及后来继承和归纳的老子五千言《德道经》。

　　这一时期之后,出现了以德为干而进行文化拓展的时期。粗壮的德干,支撑着枝的存在。首先出现的是法家,后来还有名家等等。在《黄帝四经》没有出土之前,人们争论不休,不知道法家源于何处,是怎么诞生出来的,也不知道名家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名称。1973年,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以及老子的帛书五千言面世以后,这才真相大白。只有认真地钻研了《黄帝四经》,才能知道诸子百家的来龙去脉。基于主干而开枝散叶的具有代表性的诸子百家文化,她们瑰集于转折时期的轴心时代而相继出现,也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六家。

　　法家,代表人物是韩非子、李斯、商鞅。他们用意识哲学与智识哲学思想解读《黄帝四经》而产生了法家思想。研究韩非子、李斯、商鞅所留下来的一些论述,我们就可以从中找到他们从《黄帝四经》里面引经据典的说法,以及他们自己将文化转换成为意识层面所应用的知识的痕迹。“以智解慧”、“以意解慧”的现象,比较明显地存在。

　　名家,代表人物是邓析、惠施、公孙龙等等。他们也是用意识哲学思想与智识哲学思想,对《黄帝四经》当中的形名学进行了大量的以意解慧、以智解慧的解析和应用,产生了名家思想。名家的著作现在不被人重视,但是《黄帝四经》中所创造的形名学,揭示了“?名已定,无所遁其行迹”①的客观规律,的确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哲学意义。

　　墨家,代表人物是墨子,代表著作《墨子》。墨子早期研究周道,周道的主体思想就是一种儒学礼治的思想。当墨子发现礼治难以挽救春秋战国时期的乱世以后,就开始弃儒学而从夏朝传下来的政治治理学当中切入,创造了自己的墨家思想,也可称之为原始社会主义思想,或者称原始共产主义理想。从他的学说和思想当中,可以看到夏朝那个时代古朴的天下大公的理念、追求以及思想和方法。但是,在社会整体人群道德素质下滑,离道失德深重,而教育又无法深入跟进时,他的思想也就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

　　阴阳家,代表人物是邹衍。阴阳家是用智识和低量级慧识,解读道德悊学思想中的阴阳五行学说,主要用于观察天象,阐明地理。皇帝不以修身治理自己,难以直接观察天象,就要委托别人来观察,因此,阴阳家是霸治时期历朝历代皇帝都离不开的一个学派,皇帝不得不貌似尊重他们。不论起居、农事,还是国家的大政方针,皇帝都要求这一学派夜观天象,应用五运六气学说为其提供信息来制定方针政策。这个解释阴阳和五行学说的学派,到后来一直是被皇室所利用的,所以保存得比较完整,只是对如何进行修身治理而全面运用则罕见透露。

　　其实,阴阳家所运用的这些知识和文化,都来自于道德根文化当中。例如,在一年四季的修身文化中,人如果“法天”,遵循天地的客观规律,实现黄帝所倡导的“顺四时之度而民不有疾”①,就不容易罹患外感一类的疾病。这里面包含着道德根文化依据天道规律的守恒抱一性,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所作的根本性揭示。阴阳五行、五运六气都分布在一年当中,在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社会中,耕种与收获都离不开五运六气的年度周期律,每一个百姓天天都在用这个道理,但是却不知道它是“道”,更不知道如何按照这种天道的法则进行修身治理,也就疾病多端,灾患不断了。

　　儒家,在图1-4中展示得比较华丽,也比较粗壮。儒家的代表人物,原儒是孔子、盂子、荀子。孔子学习和吸收道德悊学文化,创立了智识文化的哲学,但是可惜发展的时间太短了。孔子周游六国,几乎饿死于陈蔡。他的学说虽然好,但是却恰逢霸治图强的战乱时期,当时并没有被统治者所采用。因此,到了汉代的时候,就产生了继承者的变异扭曲,脱离了“志于道,据于德”这一灵魂,蜕化变质成了为皇室皇权服务的一种哲学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偎术”,罢黜百家是假,清除道德慧识悊学文化思想,自断文化血脉之根是真。所独尊的儒术却已经是改头换面的儒学。而且,这种李代桃僵的方式也阻碍了传统道德根文化在民间的流传。若是寻找16世纪以后中国的科学发展为什么没有像西方一样踏上工业革命、科技革命道路的根源,追根溯源就可以归咎到汉代所产生的这种现象。

　　道家,春秋战国之前的两千五百年期间,道德慧识悊学文化长期都是社会的主流,曾经诞生过无数的杰出人物。上至皇者、帝者、王者,下至逸士名流,大多数人皆是以修身为本。修身治理有成才能治理社会,是一种必然之选。在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混战期间,慧识悊学文化迅速被智识和意识哲学文化所取代,但是,仍然还是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代表人物,例如老子、庄子、列子等。在图1-4中我们可以看到,道家的这道“S”玄曲波一直在主干上延伸,虽然越来越细,但是它的内容却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有些失落了。比如,原来的“得一法”演变成了“金丹法”,然后又演变成近代单纯的养生学,也产生了逐步退化的过程。道家的著作大都流传在民间,但是有些却被进行了编修、篡改,改变了原始面貌。道家文化中的修身治理文化并没有中断,其中经世致用的这一部分,由于汉武帝剿灭《黄帝四经》以后,将其中治事、治世、治国的大部分内容加以篡改、挪用、编修,而成为改良儒学辅佐治国的支柱。而道德慧识悊学文化中的内圣外王治理学内容,则从此被时间胶囊密封长达两千年之久,富含道德文化治理学精华的《黄帝四经》直到1973年才重见天日。这是一个重要特点,我们必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在对春秋战国的文化进行归纳总结的时候,可以观察到这一历史时期出现的是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在轴心时代出现的这个局面,有助于我们厘清和理顺文化发展的脉络,正确地判定到底谁是根文化,

　　如何走进根文化。这是一定要准确把握的一个关键程序和过程,否则,我们在确立民族文化特征、特点、特色时,就会因为缺乏全局观和历史观而陷入片面性、局限性的被动之中。

　　《黄帝四经·道法》:“?名已立,声号巳建,则无所逃迹匿正矣。”

　　《黄帝四经·论约》:“?名已定,逆顺有立,死生有分,存亡兴坏有处。”

　　《黄帝四经·论》:“顺四时之度,定立精而民不有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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