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文化文明教育篇——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教育是民族的生机。文明的承传和文化的延续，全靠教育的正确展开。世界各民族和国家的教育，从分类性而言，基本上也是分为三大类：西方文化智能教育；东方儒学文化智能教育；道学东方龙文化慧智共运教育。

　　历史文明的传承性和文化的连续性，使中华民族的教育史像文化现象样，同样自然具备着慧性的道学教育系统和智能的儒学教育系统。智能儒学教育系统，诞生于慧性道学教育系统的基础之上，虽然智能儒学教育系统在历史上竭力对慧性道学教育进行边缘化、异端化，进行全面置换和彻底取代，但是由于慧性道学教育基因的稳固性，使儒学仍然难以真正完全达到自己自私自利的目的。

　　1.从“教”“学”的文、字演变，解析中国教育变迁

　　中国的文和字，是中华文明和文化的优秀基因。我们仅仅从“教”“学”这两字上去解析、剖析一番，看它们是如何由“文”转变成“字”的，在其变迁轨迹中，就可以极为明晰地发现慧性教育向智能教育转化和巨变的踪迹。
　　以上图表对照显示，“教”和“学”，由文变字，历经了从甲骨文到钟鼎文、到六书通篆、到《说文》的篆体、最后成型于汉朝楷体的发展过程。其中囊括的信息，却将慧性“教”与“学”向智能“教”与“学”演化的不同特征，充分地表现于其内，使人一目了然于其中的蜕化。

　　“教”，它本身在东方龙文化昌盛时期的“文”和象形表意特征，与后来兴替的智能文化的“字”的象形表意完全不同。一个“教”字的形态变迁，即囊括了数千年区间中东方龙文化慧性文明的逐步失落和被取代，以及与儒学智能文明交织和最终被替代的历史。这一历史现象，我们从这一张表格当中，就可以一目了然地加以掌握。

令人叹为观止！

　　教什么，是教育的关键所在。教育的内容，决定着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生机，因为教育所承载的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因此，这个“爻”的内涵就是这个“教”文的关键所在。

　　“爻”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由智到慧进行细致解析。《说文解字》中指出：“爻，交也。象易六爻，头交也。”象征《易经》中六爻的错综复杂变化，而且代表六爻中的头交，这就是“爻”。“爻”(爻)字，是由上下两个“×”共同组成。《说文解字》：“×，古文五字”，二五又为天地之数。《易经·系辞下》中也直接指出：“道有变动，故曰爻。”就是说，教孩子这些关于“道”的内容，那才是真正的东方龙文化的教育。

　　由此可见，东方龙文化的教育，在社会离道失德程度还不十分严重、人们的仁性尚相对淳朴的时期，教育的主体内容和关键内容，就是道！证道，传道，将道的变化规律，告诉后一代，传承给后一代。道的变化规律，就是伏羲所开创的易道文化。用“易”、用《易经》就能充分演示的文化，既简单，又明晰，是《易经》的开慧益智应用，是天地之数变化规律的把握，这才是东方龙文化教育的根本和不二法门。

　　中华民族的教育，一旦失去了伏羲开创的易道文化教育，整个民族就会跌进愚昧不明的时期，历史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明代所经历的“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时期，全国的儒生们和读书人普遍丢弃的，恰恰就是这本《易经》。这就把教育的“教”，把甲骨文“教”字形中孩子头上“爻”的内涵，彻底给消灭掉了，将儒生以读易为必修课加以抛弃以后，整个中华民族教育就完全剥离了慧性教育和真正东方龙文化的教育，使整个民族的创造力逐步下滑到地球村第三世界贫穷落后的水平。这个贫穷，不是单指物质贫穷，更是精神创造力的贫乏。这是非常典型的根文化教育断裂，智能教育失误，文昧障蔽文明的健康发展。

　　从上面的图表对照中，我们可以看出：金文的钟鼎字，秦朝六书篆体，以及汉代《说文》篆体中，这个“教”和“学”字造型全都保存着东方龙文化的慧性教育特征，将易道文化救育列为教育的灵魂和方针。

　　易道文化教育的不离不弃，其实是东方龙文化中“修之身，其德乃真”这个修身文化实践的不死不亡。一代又一代读书人吟诵和观诵《易经》，其实就是在实践着一种以易证身、以音修身。对《易经》的诵读，就是道学中的“行不言之教”。《易经·乾卦第一》，其中就已经将修身的完整过程，全息性、浓缩性、纲领性地对人类的慧性全面地揭示、对智能隐喻性地进行了提示。只需要人们坚持诵读，不离不弃，修身的变化就在无为中自然进行，对慧性的无为激活就在默默地进行，对智能的调节规范就在无为而治，行不言之教。在坚持诵读中，许多德性的品与质达到或接近大道频率的人，必然会感而遂通，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产生慧智共运。

　　汉代，是智能文明在中国定型的时期。在这个定型时期，却非常悲哀，因为汉字定型是由皇帝做主，并不是真正由专家们做主，而是由御用儒生们坐镇。文向字的改变定型工程，大部分都是在汉朝完成的。虽然文向字的变化，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在“琅琊山刻石”中，第一次将“文”更名为“字”，但是智能唯用的“字”大量编修生成，却是发生在汉朝的汉武帝时代和其后的时期，所以后世冠名之为“汉字”，意为汉朝形成的字。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教”字，仍然是延用汉字中的“教”。汉字的教”(孝+攵)，已经抛弃了以伏羲黄老道学文化中的易道文化为主体的教育思想，将其篡改置换成以“孝”育人的儒学智能教育思想。这个易道之“教"”()，向孝治之“教”(孝+攵)的变革，浓缩着道学东方龙文化教育向儒学智能教育全方位转换的全部信息。道学东方龙文化教育的天人合一，穷天文、地理、人文之易变的开慧益智教育定位，在汉代就这样被阉割编修为狭小而局限性明显的“孝”治规范性的品格教育。从此，就全面开始了儒学的羊文化教育模式以及犬文化的培养，并且为明代“《大全》出而经说亡”的八股式教育，制定打造出怪胎孵化器。

　　“孝之教”和“爻之教”的变迁与移形换位，智能对慧性的替代，也就使现代人很难读懂老子的“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的“不言之教”，如果站知在智能文明文化的层而上解释，是难以解释通的。老子所揭示的“不言之教”，并不是“孝之教”，而是“爻之教”。“孝之教”，只是智能型“贤人之治”的教育；而“爻之教”，才是慧性的“圣人之治”教育。只有在易道的“圣人之治”中，才能进入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内，达成一种“立不教，坐不议，虚而往，实而归，无形而心成”，这又名为“不言之教”。

　　“立不教”，站立相对的时候,，不用教；“坐不议”，坐下来后，也不理论；“虚而往”，用精气神而不是肉体，前往一个更高维的空间；“实而归”，满载着天德地气的能量，充实着体元、物元、质元回归到自己的体内。看起来无心，无形，但是心里面却明白地知道，这一过程完成得十分漂亮。这个过程，又名之为“不言之教”。这种“不言之教”，用“孝道”的“孝”怎么能够去体悟解析出来呢？那根本无法解析。只有在天地之数当中，在这个“爻”当中进行变化，进行无为而运的变化，才能实现这个“不言之教”。纯智能化的教育，根本无法实现“圣人之治”教育的“不言之教”。

　　汉代开始的“以孝治天下”，以“孝”为教育原则，渗透到了文向字的变革之中，可见当时儒学独尊的全面性和彻底性。这一变化始于汉武帝。因为汉代初期的教育思想，主要是以“黄老”思想治国，曾经开创了智能文明时期第一次恢复使用东方龙文化而带来的文景之治的辉煌。但是自武帝六年，“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①。也就是说，在汉武帝和他的舅舅田蚡联手之下，启动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新的愚智教育时代，才开创了以儒家思想治国的先河。汉代自武帝“崇尚儒学”以后，思想上主要采用的是儒家的“孝治”。汉代“以孝治天下”，是武帝确立的国策。武帝在“孝治”上的重大举措有二：一是确立了用人上的“举孝廉”；另一个举措，是解决同姓王分封制弊端的“推恩令”。后来，汉代统治者不断完善了有关“孝治”的立法。汉代“崇尚儒学”，主要不是推行《五经》，而是崇尚《七经》。《七经》中，最重要的又是《孝经》。《孝经》是汉代的必读经典，从中央到地方都要设“孝经师”——指导、解析、诵读《孝经》的老师。在用人当官的时候，也用《孝经》来取士，《孝经》同时也是社会教化的工具。

　　①出自《史记·儒林列传》。

　　中华教育的培养原则，从道学慧性教育的“尊道贵德，天人合一”，通过这个“教”文字由“易道”向“孝道”的转化，变成了儒学智能教育的“尊皇贵亲，读书做官”原则。
　　实际上，这个“孝”的内涵，我们在“中华传统道德根文化大系统图”中早就将其列出来了，它只是“道根德干”四大元素中的一个元素——仁德。仁德包含有“慈”“爱”“孝”“悌”这四大成分，“孝”是其中之一。然而在汉代，却把“孝”提升到根本性的位置，完全取代了“道根德干”和“仁义礼智信”的完整德行培养教育。

　　汉武帝与丞相田蚡利用皇权直接插手文化和教育，驱策改良儒学代表董仲舒，一起“堪黜百家，独尊儒术”，既将黄老学说边缘化和异端化，同时也将孔子的原儒降格性地进行篡改，使中国的教育完全和彻底地沦落为维护皇权独裁专制的御用工具。中国智能时代这种儒学教育的特征性，不仅背离了自己的道德根文化土壤，而且也与西方的教育特征完全不同。如果“以西解中”，就必然会出现谬误而难知，只有以道解儒时，才能得出较为中肯的结论。

　　东方龙文化的大系统，在没有跌入智能文明教育领域之前，是一种真正的教与学互动，是教学相长。“教”和“学”是既统一又具有独立性的两大系统。我们从“学”的文向字的转化中，同样可以见证东方龙文化中慧性教育的失落与智能教育的崛起，愚智社会的逐步形成。

　　老子曰：“为学者日益。”就是说：前识六根中后天智能意识的学习，一定要注意选取善、正、德的知识，有益于正确规范智能意识，使其不会封闭或者干扰先天慧性的无为自然的活动。

　　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思是说：单纯智能意识的知识学习，如果不主动进行心脑结合的思悟，去伪存真，就会被别人的智慧像网络一样围困，难以突破和爆发出创造性，继承与发扬发生断裂；只是片面而孤立地冥思，而不主动“为学者日益”地汲取先圣前贤们积累总结的善知识和经验，应用在自己的修身治世实践中，那么必定会在生活的路途上危机四伏，挫败不断。
　　“学”字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存在着多种变化，归纳起来有四个类别。

　　第一类，在甲骨文时期，天文地理的易理爻变的“爻”，直接就是表述“学”，与学同义。“学”，就是掌握易理潜藏的天、地、人及自然万物“易变”的规律性。“爻”与“学”完全通用，掌握《易经》就是最好的学习。

　　第二类，在甲骨文时期，含有“×”和“爻”组成的“学”之甲骨文，将掌握道的动态变化，将一元四素的认知性完整地掌握，将德、道、象、数、理、气全面地自如运用，作学习的根本内容。

　　第三类，甲骨文时期的学，还是处于一种以慧识为主而以智能为辅的慧智同运进行学习的历史时期。例如，上方以“×”和“爻”为主体，下方以“冂”和“介”为支撑的“学”之文，都是一种上“慧”而下“智”的象喻表意性。“冂”的象形表意，既有大脑皮层浅表后天意识“前识者，道之华也”的外在性喻示，同时也象喻着要想掌握大道自然真理，必须要对后天智能意识有一个“清空归零”的自我主动调适，才能自由地启动先天无为的慧识。“冂”具有外表外层之意，而“介”同样指的是外壳或铠甲，这两者皆具有屏蔽、封锁在外表的属性，阻碍深层与外界交流的作用力。因此它们与“×”和“爻”组合在一起表述“学”的本义，也就极其准确地表达了老子教学中“为学者日益，闻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的慧性教育思想。“爻”，象形表意的是道的动态规律性，若要“闻”易之道，就必须主动减少智能意识对慧性思识的屏蔽和封锁。

　　第四类，从甲骨文“学”之文的结构变化中，可以看到人类先天慧性的被封闭和智能意识前六根活动的逐步强化。甲骨文的“学”，在“x”和“爻”的左右两侧或者下方，添加上了一双手的象形表意。这一双“手形在“学”字结构中的出现，其一反映出人们对《易经》的认识已经从易道文化“德、道、象、数、理、气”的完整认识状态明显退步，智能障碍显著生成，不仅只是离道失德而错误解读“×”和“爻”的道性本义，而且将易道文化明显地后天智能化，局限在数和理的狭小层面之内。其二所反映的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中，老子所揭示的“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思之首也”，人们对眼耳鼻舌身意这些人体前六根后天认知的依赖性，开始在这个“学”习掌握上明显表现出来，所记录的是人类智能教育学习的开端与启始。易道文化的真谛，从此也就在人们智能的目益增长和慧性的逐步被完全屏蔽中，开始被遗弃、丢失、扭曲以及无情地篡改。

　　在甲骨文以后的金文时期，“学”，又被在空“冂”的内部添加上了一个“子”，表示学习是孩子们的事儿。这不仅说明当时的智能意识已经不理解古圣取“冂”和“介”为用的本义，而且还画蛇添足地将学习的责任和义务只划拨给孩子们，否定了每个人在大道自然面前，一定要活到老学到老的“无类别”性。有的金文中，甚至添加上了“攴”旁。这是“敲”字的古文，这也就表述着教师手持戒尺，又称为戒方，可以敲打孩子们的手心，进行教学的严格管理了。

　　儒学智能教育维形的诞生形成，从“教”和“学”由文向字的历史变迁之中，就可以使我们做到“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2.西方教育特征浅析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两千多年以前，有一个轴心时代，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古代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出现了犹太教的先知，他们各自创造了文明，这个文明影响了现在两三千年。”从雅斯贝尔斯的这一段有关轴心时代的名言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以西解中，是非常容易出差错的，且这种差错性的存在频率非常高。西方人由于受到中国崇儒抑道国策的影响，甚至将孔子排列到老子的前面，将学生摆到了老师的上方。但是，他并没有把柏拉图排在苏格拉底的前面；而在谈论中国文化的时候，却把孔子摆在老子的前面去了。这是非常典型的错误，将慧智与智能混为一谈，这就是不明中国的文化特征而得出的错误结论。

　　地球人类的文明、文化和教育，在历史的长河当中，的确历经了轴心时代的典型转折。这个轴心时代的转换，我们必须要洞察其中的关键，是慧性文明向智能文明的轴心转换，是慧智型文化向单一性智能文化的轴心转换，是慧智共运教育向单纯智能教育的轴心转换。

　　中国的老子，印度的释迦牟尼，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古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他们各自创造的文明，这些各自的文明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那就是慧智共运、大慧大智型的文化思想和教育方法。他们创造的文明和文化，是继承和总结两千多年以前乃至更久远历史当中的人类大慧大智的思想精华，肩负着承上启下历史使命的文化。

　　我们曾经多次谈到过，在世界性的文明、文化的慧性向智能的全面转换中，人类智能教育的先驱者，在西方是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在东方的中国，则是老子的学生孔子。

　　西方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西方教育的开创者。其中，苏格拉底、柏拉图所代表的是轴心时代慧转智时期中慧智同运型的教育家；而亚里士多德则是一个纯粹的智能型教育家。

　　苏格拉底终生从事教育工作，具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并有自己的教育理论，但是并没有创办自己的学校。他是如何开展教育的呢？他教学的特点很有趣。雅典的广场、庙宇、街头、商店、作坊、体育馆等地方，都是他施教的场所；青年人、老年人，有钱人、穷人，农夫、手艺人，贵族、平民，全都是他施教的对象，是典型的有教无类，不分类别。不论是谁，只要向他求教，他都热情施教。而当时其他的智者教师，都是要收取学费的，他们把当教师作为一种赚钱的手段。但苏格拉底教人却是不收学费的，他是为城邦的利益而教育人们，是义务教师，所以苏格拉底一生都非常清贫。

　　苏格拉底对教育的道义、目的、内容和方法，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无论是天资比较聪明的人，还是天资比较鲁钝的人，如果他们决心要得到值得称道的成就，都必须勤学和闲暖冥思。闲暇冥思，有点类似于中国的静坐内观。

　　苏格拉底教育的核心理念有两点。其一，是“美德即知识”。他非常崇尚德化、德教，认为美德就是知识。他到处劝勉人们“要把精力用在高尚和善良的事上”，教育人们要“努力成为有德行的人”。在苏格拉底看来，人的行为善恶主要取决于他是否具有有关的知识。人只有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才能趋善而避恶。由此，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的命题。他主张教育首先要培养人的美德，教人学会做人，成为有德行的人；其次，就是要教人学习广博而实用的文化知识。这是苏格拉底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

　　苏格拉底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教学法，人们称之为“苏格拉底教育法”，他本人则称之为“产婆术”，即助产婆、接生婆、助产士这样一种技术。苏格拉底认为，知识不是他传授给学生的，他所做的无非是把学生心中的真知唤醒，并挖掘出来。就像接生婆一样，他所做的是帮助人“生孩子”，“孩子”是每个人自在自有的。故他把自己的教学方法，称之为“产婆术”；而把自己比喻为“知识的接生婆”，实际上是“智慧(真理、真知、真性)的接生婆”。中国人把这个词翻译成“知识”，实际上是不准确的。

　　他的名言当中，许多都闪烁着慧智同运的光芒。例如：“思想应当诞生在学生的心里，教师仅仅应当像助产士那样办事。”教师只是指导和帮助每个学生如何正确地诞生和分娩出自己的天赋。“教育是把我们的内心勾引出来的工具和方法。”“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德性就是知识，愚昧是罪恶之源。”这是西方慧智共运期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理念，他的学生柏拉图继承了他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同样是慧智同运型的教育理念。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是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公元前387年，他在雅典创建了一所学院，在学院里辛勤教学40年。柏拉图的教育思想宏伟博大，几乎涉及教育领域所有的重要问题。其中，对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国家应建立统一的学制、教育与环境对人的巨大影响、学前教育、妇女教育、身心和谐发展教育、德育的重要性等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他的教育思想，散记在他的哲学著作《理想国》这一本书当中。

　　亚里土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同样是古希腊智能转折时期先驱型的开创人物。在智能文化领域，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著名的智能文化教育家。恩格斯称其为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他的智能知识面是非常广泛的，他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个信念，使他在无法像老师那样慧智同运以后，就全面转向了智能外求法的实验认知之路。在智能文化教育理论上，他同样为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亚理士多德曾在吕克昂(阿婆罗神庙旁)创办了吕克昂哲学学校。他十分重视教育，把教育当做国家的头等大事，并首次提出教育要与人的自然发展相适应。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等，都应根据学生发展的不同阶段作出具体安排，主张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他关于教育的年龄分期，基本上和人的身体发育阶段相适应：幼儿期，以身体发展(体育)为主；少年期，以音乐教育为核心，以德、智、美为主要内容；高年级，要学习文法、修辞、诗歌、文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以及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等学科。

　　亚理士多德，也是最早从理论上论证和谐发展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教育家,，他把和谐发展的重点放在美育(音乐教育)方面，认为音乐具有娱乐、陶冶性情、涵养理性三种功能。亚里士多德也很关心幼儿教育，他对七岁前儿童的教育问题，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见解。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内容极其丰富，但没有专门的教育著作，他的教育思想散记在他的著作《政治学》《伦理学》中。

　　西方文化的教育领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属于轴心时代慧性向智能转折时期文明的开创者，而亚里士多德则是智能教育的先驱人物。

　　综观整个西方教育史，因其宗教文化具有鲜明的独立性和强大的作用力，社会文化教育保持了较为宽松的发展空间，西方文化教育既未沦落为宗教的忠实奴仆，也未被皇帝收编为彻头彻尾的御用工具。反观中国教育史，中国儒学在经历了秦朝焚书坑儒的沉重打击以后，在汉朝又受到朝廷的利诱收编，形成中国缺乏培养脊梁骨教育的畸形智能教育系统，它与西方土壤环境和政治背景下诞生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智能教育系统并不相似或接近，而是一个带有明显奴仆印记的御用工具。

　　儒学在登上了御用文化独尊的宝座以后，同时担负起了中国“御用宗教”的使命，故步自封，不求拓展进取。儒学教育的唯一目的及其最高目标和职责，就是如何做官，做好官。当好皇帝的孝子贤孙，替皇家分忧，就是其最高目标和职责；而以民为本、以百姓之心为心、以服务于社会为目标的观念全部阙如。这些历史的局限性，也就必然造成儒学教育的自闭性，无法与西方开放性的教育一较短长。

　　教育，是智能文化和智能科技发展的助产婆。中国智能文明发展滞后于西方，与中国的皇权专制独裁和儒学教育的长期不作为密切相关。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发展和科技推动力，几乎全部都源自于学儒的人求官失败后开始转入求修道学，这一批人在修证道学的社会实践当中，产生了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创造的能力。儒学中除了原儒孔子和孟子堪称智能教育的开创者外，其他都属犬儒教育，而孔孟所创造的成果并未被自己的弟子们和后来者真实继承和完善。教育一旦沦为荣华富贵的典当品，也就丧失了自己的生机和创造性的动力。儒家历朝历代的后来者，鲜有深具影响力的教育人物出现，也鲜有隽永深刻的教育理论产生，最终在明代，将中国的智能教育系统导向了八股僵化、毫无创造性和活力的枯井之中。

　　研究西方智能教育的历史，能使人感受到西方在教育研究中的一种人性化的亲和力。“贤人之治育贤人”的教育品质和方法，渗透在其教育历史之中。他们对人性中的本能和天赋的重视，要比我们儒苏式的智能教育模式更具有人文关怀特征。我们现行的教育方法，根本缺乏人文关怀，不体谅人们的慧性，也不体谅智能的健康发育，也没有关注身心的寅吃卯粮，只是按照成人的标准，按照官僚的目标，去开展教育。

　　意大利第一位双料女博士——医学博士和教育学博士蒙台梭利曾经说：“教育就是激发生命，充实生命，协助孩子们用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并帮助他们发展这种精神。”她对教育的论断，人性化的味道特别浓。这种关爱、这种慈悲，是智能教育相对性正确展开的一种保障。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什么是教育？当你把受过的教育都忘记了，剩下的就是教育。”他的观点很幽默。

　　马克思、恩格斯也曾经谈到过，教育是促进“个人的独创的自由发展”。现在，我们的孩子哪里能够独创和自由发展？都是由父母和教师去决定发展，学校领导帮助发展，完全迷失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现行的教育制度都是既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观念，也不符合西方哲人的教育思想，而是一种怪胎。

　　雅斯贝尔斯也有一段名言：“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和认识的堆积。”教育本身就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教育者肩负的责任很大，要实现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要唤醒内在的智慧才行。

　　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和哲学家西塞罗①也有一段名言：“没有经过教育的天性能力比缺乏天性能力的教育更容易把一个人导向美德与辉煌。”这一段话，批评那些缺乏天性能力的教育方式，正是对人类的先天系统盲目地进行智能教育。这种教育方式还不如不加以采用，让孩子们自由发展。

　　美国聋哑教育家安·沙利文②，也曾经说过：“我开始怀疑所有那些精心设计的教育体系。在我看来，这些教育体系似乎是建立在一种假想的基础上，那就是每个孩子都是某种白痴，都必须被教会如何思考。”这种人文关怀，对孩子们心灵的感悟和体悟都是非常明显的。

　　西方许多的教育学大师，非常重视对孩子们天性和天赋的导出性培养。这些教育特点，与东方龙文化中的道家慧性教育法，与开慧益智的德慧智教育宗旨，都具有相通之处，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

　　3.东方龙文化教育的复兴

　　将西方的智能教育系统与中国儒苏式的智能教育系统相比较，就会发现，西方的智能教育，无疑比较具有优势和长处。西方的智能教育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抢得了先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尾随其后，亦步亦趋地鹦鹉学舌。当今，智能文明的时代即将结束，慧性文明的时期即将重新开启，东方龙文化腾飞并超越西方智能文明的机遇已经降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何顺应宇宙大能量场的转换，如何抢得同步转化的先机，如何去做到这一点，是我们的天职和责任。

　　我们共同探讨东方龙文化，谈文明，议文化，说教育，回溯东方龙文化的历史，不难发现：人类最优秀的慧智共运型的教育，“贤人之治与“圣人之治”完美结合的教育，圣道与王道合参的教育，开慧益智和培贤育圣的教育，全都蕴藏在由伏羲易道文化、黄帝法道文化、老子德道文化共同组成的东方龙文化巨系统之中。对于人类的文明、文化、教育这三大系统的历史、源流、根柢，只有东方龙文化才能直指本源。正如《易经》中指出的：修身在内丹田慧观见龙，是内身国天下的真正文明。实现了内文明，才能内圣而外王。实践正确的修身治国之道，克服任何困难，承担任何压力，以文之王道而应用成功；用人文以化成内天下和外天下，天文、地理、人文通而文明以用，并且重在对人文的修身内应用和外治使用，才能实现内天下和外天下的真正文明。

　　①西塞罗：MarcusT.Cicero，公元前106-前43。

　　②安·沙利文：AnneSullivan1866-1936，海伦·凯勒的导师。

　　从分析与解读中，我们不难发现：《易经》，就是东方龙文化教育实践的一部教科书，是古代慧性和智能结合教育中的一部教材，是修身内求、内取诸于身、外取诸于物、天人合一、内文明与外文明和谐统一而治天下的宝典。唐代开国宰相虞世南曾经就强调，不精通易者不能为将相。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也要求进入内阁的所有官员，一定要熟读《易经》。其中的原因，都不外乎它是一部修之于内天下和外天下的宝典。

　　东方龙文化慧性教育的思想和方法，类似于西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期的风格，并未像智能文明时期的思想家们那样，对教育进行专门性分类和独立性命题而构成专项性的学说，而是散在于具有高度内在连贯互动性的整体学说思想之中。伏羲的易道文化教育思想，就藏在《易经》之内；黄帝的法道修身治国教育思想，就含在《黄帝四经》和《黄帝内经》之中；而老子的德道文化教育思想和方法，就藏在他亲自命笔撰写的《德道经》五千言之内。

　　从以上的分析，就可以看出人类的教育分为两类三式：
　　人类教育的两类三式，只有体用兼全，归一于德，以老子所言的德育统驭慧和智，使德慧智完整无缺，才能实现最佳的教育效果。人类慧性教育的关键，并不在于教导人们该做什么和如何做。慧性教育的关键，是为慧性的诱发创造条件，扫清阻滯慧性诱发的智能意识障碍。而授之于人的教育，无论是家长、父母、亲戚的言行，还是老师、领导、同事的言行，其关键是要以善、正、德自觉规范后天智能意识，修改不良禀性，清除非善、非正的习性，自觉增强智能与慧识的感知性和结合性。当这两类教有能够把握住和符合善、正、德的要求以后，人们在受之于天地万物和事物的实践感悟教育中，才能守住正确的思维取舍之法，获得正确的教益和人生经验。我们禀承东方龙文化的老子教育思想和德慧智的教育理念，就是要完整地把握住人类教育的两类三式，从而达成培贤育圣、开慧益智、内圣外王、天人合一、天下文明的理想。

　　文明的开创和文化的复兴，都离不开教育的正确应用，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性，就是必须回到文化的源头活水中吸取营养，获得创造的源动力，然后再前进，才能创造出新的成就和辉煌局面。要想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和机制，需要我们共同走近伏羲易道文化、黄帝法道文化、老子德道文化，以恭敬诚信之心，与圣人居，与圣人谋，掌握“圣人之治”的教育方法，既教育自己修身自强，同时内证外行善正德之道，奉献于社会的文化和教育事业。

　　教育的全盘西化，不仅会破坏和损伤自己的根文化，而且在根系强大、干粗枝壮的东方龙文化的土壤上，一旦丢失东方龙文化的滋养，就极其容易失败。

　　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吸取，典型的成功与失败的范例都具有良好的教益作用。古为今用，一定要回归到伏羲黄老的道德根文化的井泉之中，从古井内汲取永不枯竭的精神营养，那才是正确的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洋为中用，则一定要以慧解智，分清糟粕与精华，以道解西而融合与应用。当前，人们在网络上流传着一种说法：“中华文化的精华在海外，西方文化的垃圾在国内”，这种现象必须早日彻底扭转才行。在历史上，我们效法西方，完全脱离中华根文化而单纯效法两方面成功的范例不多，可以说以失面告终的占多数。

　　像中国近代成功范例和失败范例当中，蒋介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中国人，他遵从的是中国的儒学之道；受西方影响，学习的是西方的军事，同时又吸收了西方唯心与唯物的文化，是基督教信徒。但可惜的是，他一直没有参研中国的道学。他一生最终的结果，是难以在孕育根深蒂固的东方道学文化的土壤上真正立足，最终只能在台湾孤岛偏安一隅，以失败而告终。

　　而毛泽东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则是对中国道学派生下的学说进行潜心参研。毛泽东重点研修了兵学、法学、史学，广泛地兼收并蓄，特别是对史学硎究得滚瓜烂熟、对中国两千百年以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了如指掌，是典型的洋为中用而兼用马列。正因为他并没有用马列完全取代自己于兵学、法学和史学的修养根基，因此也成就了他的王道治乱世的功效。因为兵学、法学，史学，都是有助于建立王道的教育内容。王道的重要特点和功效，就是特别宜于治乱世。兵、法、史之根，的确都是源于大道。道学在历史上一直都是平乱世、治国家的良药。但是，如果不循经而只修其中的法，即使王道能建立起来，会发生巨大的效应，达到一种治乱世、平乱世的目的，但是对于治国却又显得不足，平乱有余，治国不足。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其中缺少了一个圣治之法，没有获得圣治兼修之法。所以，著名的预言《推背图》当中，就非常精练地总结出“称王只合在秦州”。秦州，就是指陕西省。兵学、法学、史学成就的王道，在平乱治世方面能够发挥长处，但是如果想进入到更大的范围治国，想达到“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境界，还非得要进入到“圣人之治”的修养之内，内圣而外王，圣王两者兼修，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而不至于捉襟见肘，耗费精气神。

　　从名人的成长经历中去观察和总结这些历史现象，是十分有趣的。像共产党开始引进的都是些洋学生、布尔什维克以及第三国际的洋枪、洋将、洋炮，可惜在中国半殖民地的这片土地上，却经历了很多尖败，还非得等到毛泽东这位山沟里面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来担纲才行。“山沟里”这三个字，包含的意味是他满腹经纶所蕴涵的兵学、法学和中国的历史学，构成了他根文化中的王道文化的深厚底蕴。有了这个底蕴，再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的成功经验，就达到了一种游刃有余的运筹境界，凭借这个底气，以王道治乱世的作用能发挥了。

　　同样可惜的是，蒋介石修的并不是道学理论的知识。军事方面的兵学，他学习的是日本人的军事方略，而不是中国人的军事方略；而毛泽东的兵学，学习的却是《孙子兵法》。毛泽东也没有经过军事学院的培训，在军校他是教别人，而不是自己受教。蒋介石的儒学修养也是比较好的，比如礼义廉耻等内容都是源自于儒学，在儒学的基础之上，再去吸收西方的宗教观念，他的选择并没有深深地根植在中华文化大地之上，所以遇到毛泽东他就一败涂地，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是从文化和教育上，分析其中的一些因素，有助于帮助我们分析其中的问题所在。

　　还有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林彪。林彪一生都是戎马为生，号称“常胜将军”，少年得志，21岁时就已经当团长了。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在兵学中打滚成长起来的，他是兵学与儒学兼修的一个人才，同时洋为中用，而兼修马列，并没有修道学，可惜最终沙漠葬身。这些典型人物在文化领域当中的现象，认真分析一下是十分有趣的。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人人都可以自己去找一些典型案例，来验证东方龙文化对我们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

　　东方龙文化的复兴，有待于慧智同运型教育的复兴，也就是老子的“圣人之治”教育方法的复兴。培贤育圣、开慧益智和内圣外王的东方龙文化的教育机制，自觉遵从道法是教育领域的一级法则，道德是最宝贵的精神营养，尊道贵德，内圣外王，不违天道，诚信恪守依道法、重道德而教育，这是我们教育的关键点。

　　人间所制定的教育法规，属于二级法则，与道法的母子关系不可违背。二级法则最根本的责任，是规范人的智能意识系统，绝对服从善、正、德的品格规范制约性，确保智能意识的正确发展方向，是“为学者日益”,要有益于慧识、慧性机能的完整透发和真正的屹立。只有智能意识的善、正、德规成功,慧识无为而无不为才可能成功出现,才能从被屏蔽的状态解放出来。如何将圣治用慧和贤治用智恰到好处地接合起来,共同构成最佳的培贤育圣教育体制和运行机制,这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

　　周朝之前圣治用慧的史料,已经残留甚少,只有断垣残壁,但是仍然可以窥见一鳞半爪,以供人分析借鉴。西方是一种贤洽用智模式,以美国的建国过程最为典型和成功,可以借鉴的内容较丰富。圣洽用慧、贤治用智完美结合的教育理念,培贤育圣、慧智同运的教育方法,必将会使东方龙文化和老子德道文化以及“圣人之治”教育理念,在我国智能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继汉代开创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和唐代创造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第三次出现奇迹,再次造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辉煌。在文化复兴教育之始,让我们共同不懈地努力,将老子所代表的东方龙文化教育思想和方法,推广和传播于社会,为民族复兴尽己之力,合众人之力,开创新的局面。

　　随着太阳系重返慧性能量的丰厚期,我们应当全面重新认识东方龙文化,掌握“圣人治”的教育方法,掌握培贤育圣的教育措施,通过经典诵读,运用气、光、音质元(源)物质,迎接新的大慧大智人纪的到来。让我们站在文明的前列,率先开启我们自己的慧性之门,展开我们的手臂,去迎接道德文化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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