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治理学》（50）王术是外王治理的技术

　　王术，是外王治理的技术，是使用仁德、义德展开治理的埶术。

　　一、应用王术的要求

　　虽然道德根文化的治理学需要“明明德”的修身成果作为坚强后盾，但是物相与质象圆融合一的治理学，在修身明德、经世致用两方面，仍然能够被很好地学以致用，内圣外王之术并不是只有在“明明德”完全实现的前提下才能应用。相反，早日应用物相与质象圆融合一的治理学，极为有益于我们从西方管理学中吸取精华，加速向治理学的根本转变。

　　了解内圣外王的生命治理方法，明白了王道以后，即可以掌握王术。王术的应用适应性极为广泛。不论“明明德”是否实现，哪怕暂时两个“明”都没有实现，对于王术仍然是可以操作应用的，因为是技术方法，只需要依照原则要求去做就能产生效果。

　　用王道治理生命内环境的方法，首先要拿来用于自治、自管，通过在体内的应用而获得真知。如果实践完整，符合“德一”，并且守住了“德一”，那么，相信每一个人都将会进入“明明”状态，具有一定的创造能力。再将自己的智慧用到家庭、社会、企事业中，就会无往而不利。这就是根文化中的治理思想为什么历经几千年不会湮灭的原因，因为它指出的是生命的真相，并高度符合自然的客观真理。

　　毛泽东当年所提出的退出城市、占领两厢、发动群众的战略，无疑地符合王术应用的这一法则。轻贱淡视财货的拥有，而高度重视“为学者日益”，最终必定反而产生财富的生成；轻贱淡视对肉身的执着，而高度重视生命的道德生成，反而成就肉身的健壮强势，能够轻松顺利地完成所承担的职责任务。

　　二、《黄帝四经》对王术应用的论述

　　整部《黄帝四经》充满着内圣外王的治理理论和方法，同时又对王术进行了丰富而且深刻的介绍。

　　“帝者臣，名臣，亓实师也；王者臣，名臣，亓实友也；朝者臣，名臣也，亓实宾也；危者臣，名臣也，亓实庸也；亡者臣，名臣也，亓实虏也。自光者人绝之，骄洫人者亓生危，亓死辱翳。居不犯凶，困不择时。不受禄者，天子弗臣也。禄泊者，弗与犯难。故以人之自为，不以人之为我也。不士于盛盈之国，不嫁子于盛盈之家，不友骄居慢易之人。”


　　1.帝者臣

　　“帝者臣”，即帝王的臣子。“名臣，亓实师也”，所谓的帝道治理体制，无论是道治自己体内还是道治社会，周围的臣子，辅佐他的人，看起来是臣子、是属下，其实都是他的老师。即使在夏朝的时候，虽然已经开始失去了帝治的名实，但帝王身边的臣子还个个都是智慧者，是“明明德”的人，都是他的老师。

　　直到了周朝，特别是西周的晚期，发生了烽火戏诸侯的事件，导致国家灭亡。周幽王是迷恋谁呢？迷恋女子褒姒。相传褒姒的诞生，是因为一条龙被周王把肉烹着吃了，被杀的龙为了报复，转胎投身为美女(褒姒)，然后再进入王宫，蛊惑帝王，败坏周朝，所以才有举烽火买笑这么一个故事。这里面，实际上就把三维空间、四维空间、五维空间的现象都扭结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文化当中的一个特色，即神话故事。现代西方智能科学界的研究成果也在不断发现多维空间存在的可能性。实际上只要正确解读，做到知王术，证出了自己体内的王术以后，这些现象都很容易解答，并不神秘。

　　《黄帝四经》在这一段详述中，并没有论及皇治时代治理的形名和名实关系，而是直接从帝治言说开来。在帝治时期，名副其实地用“德一”进行治世的这些帝君，他们的周闺无可怀疑地拥有一批各有所长、大慧大智，而且智慧圆融的辅佐老师，如同近代社会的“智囊团”机制。这些人的修身成就、智慧层级，在各有所长方面，就可能优胜于为帝之君，而为帝者则是众慧众智的集约体，这种体制下的集权与民主圆融无碍，辅佐者与帝君在精神领域、在修身明德的实践中都已经回归于“道生之，而德畜之”的境界，因此他们的心意同处于“德一”的层级，君臣之间是亦师亦友，只是司职分工的不同，集体意志力的取向同样一致，是尊道贵德，治人事天。大道“损有余而益不足”的互补和平等互助，使治理的埶术性得到充分的发挥。

　　例如在我们人体内，心为君的体制为天赋所在，但是肝以仁木助其光明、仁爱；脾以信土纳其余烬，承助光明显耀；肺以义金削制阴木，相助心君光纯；肾以智水克制阴火，相助心君光洁净明。而且，这四大名臣相互之间，同样具有这种相互为师和损有余益不足的互补关系。

　　帝治在社会历史中诞生的原因，皇治下降为帝治的因由，社会环境这个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人类修身水平的下降，这个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发生作用。本因，则是宇宙大能量场发生全局性重大改变而产生的决定性作用力。人体生命内的原生态治理体制，虽然天赋的形名无法改变，但是机制却会因为能量的下降而产生异化，只有主动修身才能保持与原生态体制的一致性。本因与内因能量的下降变化，必然产生人体内阳我心代行真我皇责的机制变化，同时作用于社会产生皇治向帝治的必然改变。

　　2.王者臣

　　当社会进入运用王道治世的阶段以后，“王者臣”虽然被称为臣子、下属，其实却是****的朋友，王者与臣属是平等的关系。当然，这个朋友肯定应当是大智慧的人，是“明明德”的人。王治时期的君王与臣子，身体内的治理体制在机制上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阴我心的欲望与不知足，开始上升到以不再服从阳我心的主导地位，篡夺阳我心的代理权，而以自己为尊的状态。

　　社会优秀人才，主流层全都具有这种内在的王治生命治理机制，他们的集约型能量作用力，就是王治在社会上得以诞生的前提和基础，因而也就必然产生外治国家中，名实关系上的品质下降。这种体制运行的能量流动状态，我们只需要从图3-35上就能洞明。


　　3.朝者臣

　　霸治在社会上出现的时期，是人体内阴阳位置转换成功的必然外延与外显。人类的体内丢失了“德一”，完全跌入阴阳二数内加速旋动，阴长阳消，欲望和自私不知足的膨胀，促成阴意识的恶性改变，上行下效而迅速从阴我心那里抢夺生命的主导权。阴意识篡权成了霸主的时候，其他四臟虽然也都居在臣位上，就心臓与其他四臟的君臣形名体制而言并没有改变，但是由于内失于光明，彼此关系疏远，名实关系必然发生改变，而改为“宾”，是一种主客关系，只是客人。

　　当彼此相互关系只是一个宾客关系的时候，主人对客人的信任必然会不再坚定，客人对主人必要察言观色，以定行止。因为执行的是霸道之治，主可以生杀予夺，宾则可以弃之于不顾，一切都靠盲目的利害关系、名利关系维系着，而不是共同维护健康良性发展的关系。体内进入霸治的主宾机制期，心君的主导作用已经被边缘化，相反脾的阴意识臣窃君位，机制大乱，生命的健康稳定性必然遭到严重破坏。社会进人霸治时期，动乱兴替的周期律必然高发频生。

　　这种霸治对于人的生命来说，就会疾病丛生。医生从很多疾病的现象当中，都可以观察到这些情况。而研究历史时，只要能从人类离道失德的坐标曲线上整体掌握着大规律，就能够见知不惑，对动乱变幻的周期律更是了然于胸。

　　如果家庭教育掌握得不好，对生命真相把握得不好，孩子体内的君臣关系还没牢地建立起来时，就会影响到性命的稳定性，体内的性体很容易被惊散、吓散、振动散，被外力牵引而散，当然也会出现鸟兽散的状态。很多人说《黄帝四经》是政治家读的，不是普通人研究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它是每一个人都要读与研究的，这本经典与我们的生命是紧密相连的。内治不明则外治不清，人就是社会变化的内因，是社会变化的根据。

　　当然，如果政治家能明白这些道理，那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因为天下在他们手里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得到治理。

　　如果把《黄帝四经》翻译成英文流传到世界各地，那么我们再想赶超西方，恐怕就更难了。在近代，美国应用中国的文化，运用中国的兵道之术和道家文化之术，娴熟程度已经并不亚于我们的某些学者。2012年，希拉里仅仅花了十几天的时间，轻松地绕着亚洲转了一大圈，第一站日本，第二站印尼，第三站韩国，第四站中国，运用的就是深得战国之道的战略操控合纵之术。这说明其实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在将中国古人的智慧学以致用，以谋取更大利益。

　　4.危者臣

　　“危者臣，名臣也，亓实庸也。”就拿我们的身国打比喻，如果窃取了君位的脾土阴意识完成了霸治，由于霸治需要消耗大量的义金，而义金要靠信土直接化生，消耗枯竭时，阴土(阴意识)必然要依赖于礼火能量化生土，救助妄义于危险之中。由此可见，进入危治阶段以后、义金已经入不敷出，阴土羸弱不堪，急需礼火救危脱困，调集心火能量补救，就是当务之急。这一阶段的生命内境，若未修身也没有注重养生时，必然是呼吸系统疾病容易罹患，脾胃消化能力开始下降，疾病开始生成。本应当依靠信土承载支撑功能正常发挥的肾水、肝木、心火、肺金，由于阴意识自顾不暇，它们缺乏能量承载而无法发挥功能，“庸臣”之名必然坐实。虽然形名是臣，却因君主非真，能量匮乏而无法相助。

　　而社会上的治世之情，在进入危治期，提倡儒学礼治的旗帜必定会高高飘扬，倡导礼治者必然官运享通。古人说：“危国难立，弃危国而远遁，智也。”为什么呢？因为君主已经昏聩无能了，即使你再有本事，也难以将他扶助起来。例如明朝最后一位****崇祯，他不可谓不勤奋、不认真，真是一个起五更睡半夜勤于政事的人才，但由于他已经处在危治的末期登位，就算再努力，所起到的作用已是非常的微弱，甚至是毫无作用。为什么呢？因为他周围的人昏庸无能，就像一个倒霉鬼一样的，心里本想做好事情，但是每一步踏出去，就刚好会踩到牛屎上，踏进泥水里。我们看一看，他竟然杀了镇守边关的忠臣袁崇焕，这样一个保他救他的人，能够救民族危难的重臣，却因为君昏臣庸而被杀害，而且还让他落得一个千刀万剐的地步，把他的肉分着吃了，让人心寒。

　　更多的史学家在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只知道轻描淡写地批评崇祯的昏庸，但是没有能够站在《黄帝四经》的高度上，抽丝剥茧，找到最根本的原因，这是一个遗憾。这说明《黄帝四经》湮灭以后，凭借智能意识去研究的史学家基本上很难超出表象的束缚，做到从理论、文理上捕捉到事物的本质。

　　从国家这个层级来说，自秦始皇开始，一切****之名其实都是违背天赋体制的伪命名，形名不符。自秦始皇始，治世的体制已经背离了身国内的体制结构，是体内阴意识篡权机制的部分外延和翻版，只是“打印”而并不是“复制”。因为治世体制开始缺乏最重要的一个体制环节，那就是无为而治。无法像体内生命那样运行无为而治。王治时期，还处于以仁木养心火而明心见性的治理境界。王治(仁治)时期已经消失之后，都是采取的霸治。研究修身治世体制变迁的时候应注意，个体生命治理与国家治理，内外是分不开的，是内因外因互为辩证的关系，是不必割裂开来研究学习的一元整体。

　　5.亡者臣

　　“亡者臣，名臣也，亓实虏也。”亡国之君，他的臣子虽然也叫臣，但是其实是俘虏，会成为新君王的阶下囚。例如在北宋没落演变成为南宋的这段历史中，北宋钦宗赵桓在靖康之变时被俘，不仅自己被俘虏了，连自己的臣子也全部都被俘虏，成为阶下囚。

　　亡治时期身国内的伪君阴意识，处于脾土气绝散乱、先天肾水被耗枯竭而智转愚昧的愚治时期，对生命而言是处于老年期，对国家则是亡治期。这一时期的内境与外境、文化同样相似一致，必定会大力提倡补肾气，强智能。社会上的智巧知识技术，必定喧嚣鼓噪，大有市场。但是由于肾水枯竭，智识盲目，如果不能寻找到道法相助，运用道法不可思议的“善始且善成”相助，也就回天乏术矣。所以说“亡者臣，名臣也，亓实虏也。自光者人绝之，骄洫人者亓生危，亓死辱翳”。具有慧识光明的人，必定能洞察亡机而不去亲近他们。骄傲自大而且自我封闭的人，如在其中就是自找危险；看着这样的人死了，去悼念他，都辱没、污浊了自己的眼睛。

　　6.把握天时地利人和

　　“居不犯凶，困不择时。”“居”不仅是居住，它包括对生存外环境的全面选择考量；“困”，也不单只是局限于劳累过度时的休息，还包括对体内困境、生存困境、事业困境冲破时机的选择。

　　“不受禄者，天子弗臣也。”不受俸禄的属下，就不能重用他。前人在千年前就得出了经验，人们很难以站在超三维的高度看透“舍就是得”任何付出都有回应，只是方式、形态不同而已。吃亏是福的真理，智识难以真正明白，难以真正理解和认同。不拿钱，就肯定难以全力以赴，并且还会振振有词，说你管不着我，我这已经是大仁大义跟你在做义工了，你还想我怎么奉献？他心里是这样想的，虽然口头说“你说的是，我要好好给你干，支持事业”等等，但是他心里的另一个真实语言却是“无功不受禄，我没有受你的俸禄，我为什么要为你奉献我的全部精气神呢？”

　　在身内也同样是这样，要想五臟安宁，其他四个如果不受禄的话，也不能够为心君很好地服务，所以对体内的五臟也要经常拿一点“俸禄”给它们，用天德地气直接奖励给大家，赏罚分明而守信。要坚守住“一”，顺着文理来治理我们的心身。

　　“禄泊者，弗与犯难，故以人之自为，不以人之为我也。”“禄泊者，弗与犯难”，意思就是拿的俸禄少，就别再为难他了。很多的事例也能说明这个问题，有的为官者清廉，拿的俸禄很少，同时又担当着许多的工作，这样的为官者往往都是挺严厉的，如果你再去为难他，他就会对你不客气，他往往会不顾君主的面子而敢于直言劝谏。

　　前面我们例举过唐太宗与魏征之间“雀儿袖中死”的小故事，这个故事里面的道理在哪儿呢？唐太宗知人善任，深知魏征是一位肱股良臣。忠臣易为，良臣难当，魏征对所司之职义无反顾，敢言敢行，具有正气生威的效应。魏征拿那么薄的俸禄而不贪，也很勤俭，他死了以后，家徒四壁，日用摆设都非常简单。所以，唐太宗李世民才非常感叹，甚至给他立碑。但是，帝王未能正确修身，他的内境同样已经是阴意识霸治用事，明智并不稳定，有时就会犯愚蠢的错误，觉得魏征这家伙一生把自己整得太苦了，所以曾经还下令把他的墓碑挖掉，并挖掉坟前的那棵树。再后来，当唐太宗轻率地去打朝鲜，大败而回以后，就感叹：要是魏征在自己身边，这个错误就不会犯了。这些故事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但需要透过外治去观人的内治，才能找出正确的答案。

　　“不士于盛盈之国，不嫁子于盛盈之家，不友骄居慢易之人。”这些都是至理名言。一个国家已经发展到了极限，就不要再去那里谋求发展。我们现在很多优秀的大学学子，纷纷地往美国跑，其实美国早就已经是盛盈之国，还跑去干嘛？而正在兴盛之国，则是东方中国。我们应该把立足点看准，只要有一点创业心，不去贪图现成的，不去羡慕虚荣的，就会大有前途。“道之华”已经“华”到顶了，紧接着就会凋谢。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二十年以后看中国，就是东方巨狮雄立，世界为之仰视。

整理：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道德教育与养生研究中心 何良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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