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国学道德根》（3）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民族复兴有待于道德复兴


　　让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和列宁早年关于宗教的论述，重新审视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我们的认识误区和导致宗教政策的偏差以及后果是什么？以利我们国家未来有效地治理社会。

　　马克思1843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提出，“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在这句话之后又说：“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我们注意到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宗教，主要是指西方的基督教，并比作“鸦片”。为什么这样比如呢？1847年，马克思在《“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中说到世界性的大宗教——基督教，写道：“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指出基督教的这一特点不利于当时启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性。

　　在这里，马克思用“鸦片”这个形象化的语言显示宗教具有“苦难中的人民的精神安慰”的重要社会功能。但是，在那个时代马克思要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而基督教的任劳住怨、安分守己的观念就形成了对革命的严重障碍。要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就必须清除宗教的影响，所以就有马克思那样的论述，这是时代背景所决定的。所以马克思就不可能在共产主义运动到来之际，指出基督教还有本质慈善、纯洁心灵的一面。

　　我们还要注意到马克思对宗教的另一些论述：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指出：“彼岸世界的理论即宗教。”马克思还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提到“来世的智慧即宗教”。关于宗教本质，马克思认为，“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则进一步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反映。在这个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在马克思眼里，宗教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产物，是一种自发朴素的世界观，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并不完全是消极的，也谈不上必然反动与愚昧，更不必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都形成现实基础，而每一时期的法律、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观点都构成上层建筑。”即是说，宗教是上层建筑构成的部分之一。我们有必要完整领会马克思的原意，特别是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应与宗教为敌，而应以宗教为镜，找到自己已致力于改革的对象。①

　　列宁在十月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到来之时，对于俄国的东正教曾与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强烈抵制革命，曾激烈地抨击过宗教，说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等（《列宁全集》第17卷）。列宁这一论述，也是那个革命运动时代的需要，也具有明显的时代背景特征。

　　在革命成功后，列宁对宗教又有了新的论述，他提出“不在自己的党纲中宣布我们是无神论者”，“不禁止基督教徒和信奉上帝的人加入我们的党”，“如果有一个祭司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共同进行政治工作，真心诚意地完成党的工作，不反对党纲，那我们就可以吸收他们加入社会民主党……”“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的捉摸不定的恐惧……无论什么启萌书籍都不能使这些群众不信仰宗教。”由此可见，列宁对于宗教的理论思考是随着革命斗争的现实逐步调整的，并不总是基于严酷的现实斗争给宗教以消极定义，而是随着形势发展与时俱进。可以想象，如果列宁的寿命长一些，经历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全过程，他一定会阐发出更新更全面的宗教观、

　　再来回顾我们中国以道、释为主的宗教情况。中华民族对宗教的依赖性是不强的，这种依赖远远低于整个西方各民族，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华民族具有沉淀数千年之久的、丰富的道德文化。道德文化长期替代着宗教的作用，是道德文化作为民族的精神食粮，滋养着整个民族的精神世界。中华民族的信仰自古都是建立在对道德的信仰之上，汉代以前没有全民性的宗教，整个民族长期都是自然的道德信仰。本土的道教诞生于汉末，是建立于全民自然型道德信仰急骤下滑的形势之下。本土的道教是以继承和传播传统道德文化为宗旨的，这一点又与西方宗教的本质不同。传人中国的佛教融化于中国的道德文化中，以净化人的心灵为主要宗旨。道、佛两教都很主持正义，爱护众生，关怀民众疾苦，富有爱国精神，在历史上抵御倭寇等外来侵略，以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站在人民大众一边，作出不小的贡献。

　　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原则，机械地照搬马克思和列宁在他们那个革命时代背景下对宗教的部分言论，作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标准”来理解，对宗教的认识论（理论）定格为：宗教是封建、资产阶级反动派麻醉人民的鸦片，所有宗教团体都是捍卫剥削制度、麻醉人民的机构。把宗教视为“毒品”，视为旧社会的残余，视为与先进阶级、先进政党、先进制度格格不入的异物，视为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意识形态，以此作为我们制订宗教政策的基本依据。在这种思想框框指导下把马克思和列宁对待欧洲基督教和对待俄国东正教的做法，拿来套用在中国的道佛两教上，这样来制定我们中国的宗教政策，岂不是犯了哲学上形而上学的错误？

　　对比二十世纪初列宁对宗教的正确观念和政策的宽松，我们夺取政权以后，没有认真研究列宁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提法，对宗教的道德实质没有透彻的认识，一直局限于“鸦片论”作为我们认识宗教的圭臬，以致国家的宗教政策产生偏差，严重地遏止了宗教以道德纯洁大众心灵的天然使命。特别以继承和传播道德文化为使命的道教，半个多世纪来，像受了寒霜的禾苗一样，一蹶不振，这等于砍掉自己以道德治理社会的臂膀。本土宗教的萎靡不振，又未能及时将传统道德文化的教育及时扶生起来，将道德经典的教育接续到民族教育之中，替代宗教的精神教化作用。我们为这个历史性的惨重后果，付出了代价，建国半个世纪以来，使我们的民众和管理者逐步失去了灵魂的纯洁和精神的约束，这是导致近十几年来贪污腐败泛滥成灾的主要原因之一。

　　①参见潘岳：《我们应有怎样的宗教观——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

游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