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道德经典导读》（4）中西对比分析慧识教育的失落

　　世界历史上各民族或国家每一次文化的复兴都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必须回到文化的源头上，温故而知新，吸取知识营养再前进，才能绽发出无比灿烂的光辉。我国要想实现民族文明的复兴，就必须抓住道德文化的复兴，因为道德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文化，道德是民族精神的食粮。

　　德国思想家亚思德尔思说过，2500年前，人类出现了一个轴心时代，中国有孔子、老子，古印度有释迦牟尼，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各自创造了自己的文明，影响了两三千年的社会。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上的这三大文明中，古印度释迦牟尼所开创的文明，历史上早已经汇入了中国老子和孔子所创造的文明之中。中西文明也就构成了影响世界发展最大的两支文明体系。而且自16世纪以后，中国文明西传欧洲，推动着西方文明的前进，老子的思想象永不枯竭的井泉，滋养着中西文明在21世纪的大融合。


　　比较中西两大文明体系发展的起落进程，我们可以客观地发现，在16世纪之前东方文明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越于整个西方。然而在16世纪以后，西方文明发展的速度却反超中国，将中国甩在身后。

　　对于中国文明发展史为什么会落后于西方，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形形色色的观点和立论，各种观点、论述较多。有的承袭西方的评价，有的继承五四时期的观点，有的则标立新论。总体而言，许多学者都是将眼睛盯着西方文明发展的瑰宝——“逻辑推理，实验证伪”两大方法论进行反思，认为中国文明的发展缺乏这两样法宝是根本原因所在。某些著名学者甚至诿过于《周易》，说《周易》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古代没有产生科学思想的罪魁祸首，指出《周易》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重“归纳法”、重“天人合一”，没有推演法、没有还原论才造成了中国文明发展的落后，批评中国古代缺乏理性思辨、逻辑推理的思想，而这方面正是引发现代科学方法产生所必须具备的思想要素，古希腊哲学家们则更擅长于理性思辨与逻辑推理。

　　但是这些学者却未能高度重视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他们推理的基础更多的是建立在从直觉而来的“先验假定”上。近代许多学者为了维护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唯物主义者，都主动回避对西方式直觉、对西方关于灵感的探索与研究，甚至于否定直觉与灵感的客观存在性。如果丢掉一个事物生发的来源和起始，仅仅用结果去判断事物的对错，不用本因、内因、外因全面进行分析，其实也并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翻开中国春秋战国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并不缺乏理性思辨和逻辑推理的思想和方法。而且，我们要看到，爱因斯坦早就断言，创造并非逻辑推理的结果。莱布尼茨这位德国启蒙运动中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被称为德国以及欧洲历史上最后一个各学科的通才，他的逻辑推理不可谓不精妙，可是他却说：“因为问题在于证实古代中国人的学说的价值以及占代中国人远远胜于近代人。”①天才发明家爱迪生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天才的名言：天才那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但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都重要。

　　①莱布尼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J]，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3)．庞景仁译。

　　这些人类科学队伍中的佼佼者，他们的逻辑推理和理性思辨难道连我们都不如吗？他们为什么不像我们这样去推崇和迷信“逻辑推理”，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创造性不是来源于逻辑推理。莱布尼茨都能坦然承认我们的祖先“远远胜于近代人”，爱迪生“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都重要”这句话不就是在指出创造力的来源吗？诺贝尔奖得主普里高津曾经说：“中国文化是欧洲科学灵感的源泉，欧洲近代文明和科学技术飞跃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输入有直接关系。”①

　　①常秉义：《周易与中医》，第7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4月。
　　读到国际上科学家们的一些评价，看到我们自己在否定直觉与灵感存在的前提下批评与否定自己民族的文化，盲目地寻找答案，武断地笔下判断，这真是我们民族的一种伤痛，一叶障目使我们丢失了、忘记了、背叛了自己民族科学创造力的源泉。“中国文化是欧洲科学灵感的源泉”，我们自己传统文化中就存在着丰富的科学创造动力，能使欧洲人产生灵感，发挥创造力，却不能使中国人自己具备科学创造力；能使外国人萌发灵感，却不能使我们自己产生灵感，岂不是难以理解的一件怪事？原因到底在哪儿？我们的误区在什么地方，而使科学灵感的源泉往自己的国土上枯竭，反而却能够成为欧洲科学灵感的源泉？

　　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在他的臣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盛赞古代中国是“世界发明的摇篮”，并将《周易》称之为“万有概念宝库”。他曾经总结出古代中国有26种重大发明，传入欧洲以后，推动了西方的产业革命。他指出，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从17世纪开始，西方科学家通过研究中国文化中的《老子》、《周易》和孔学，结合他们自己长期直觉与灵感基础上的逻辑推理、实验证伪的丰富经验，从中发现丰富的营养，从这个巨大的源泉中汲取直觉和灵感的养料，启迪出许多新原理、新思想、新学说、新发明，使他们的科学研究得到长足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等三大发明，视为“是资本主义社会诞生的助产婆”，看作“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①

　　在西方科学家的分析评价面前，我们却既没有这些切身的感受和体会，又对西方科学创造力的来源充耳不闻。说明了什么呢？我觉得这说明我们虽然生活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却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文化。而且我们学习西方文化也还没有真正毕业，并没有全面深刻地掌握他们的理念。西方的“逻辑推理，实验证伪”这两大法宝的运用，需要直觉与灵感作为前提才能发挥科学创造力的作用。在理性上扼杀灵感与直觉，不承认它们的存在，主动封闭其产生的可能性，以及抛弃能够滋养其诞生的文化源泉，因此，在此基础上可能诞生的“科学创造性’’也就遥遥无期。

　　西方学者往往都比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那是因为他们具备着经过他们文化土壤培养的直觉和灵感，而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却是熟视无睹，因为我们宣传的理念中祖先的东西都是糟粕、都是封建迷信。例如，对著名经典《周易》的认识，社会中长期普遍认为她是封建迷信的东西，避之唯恐不及，更不用说学习与研究。但是，西方科学家却将她视为灵感的源泉，从中获得丰富的精神营养，帮助他们产生直觉与灵感，迸发出科学创造力，从而更深刻地运用逻辑推理。

　　克里斯朵夫·巴特克在其著作《易经——第一号成功预测》中曾经说：“《周易》令人惊奇地接近真理，更令人惊奇的是所有地球的生命秘密同《周易》的结构密吻”。六十四卦象严格地对应着遗传密码中六十四个脱氧核糖核酸(DNA)密码因子。四对硷基（八个数）恰巧与四阴四阳的八卦吻合，而384个阴阳键，也与《周易》中384个阴阳爻吻合得严丝合缝。他们盛赞《周易》“与最新的科学原理万般巧合。”

　　西方科学家虽然凭借着他们长期在直觉、灵感、先验论、逻辑推理文化背景熏陶下形成的敏锐观察力，发现《周易》中的一些真理，从而推动他们科学的发现和发展，但这些却并不是《周易》的全部和精髓之所在。我们的科学家不可以以为，《周易》学不过如此而已。虽然莱布尼茨运用《周易》的原理发挥出二进位制数学，使世界的发展进入了电脑时代；虽然英美科学家克里克等人对64个遗传密码作出划时代的发现，验证了《周易》的无比科学性，但是在这一科学成果中，《周易》只是显示了它“科学预言”性的作用。

　　李约瑟说过，欧洲的哲学倾向于在物质中发现实在，而中国的哲学则倾向于在关系中发现实在。

　　一个外国科学家都知道中肯地分析和评价西方科学和中国古代科学思想，而我们自己却武断而粗暴地将中国古代科学生发动力之源的《周易》冠以“罪魁祸首”之名，这一现象，只能说明自己的蒙昧无知和弃典忘祖，未能读懂祖先之书，见知水平不及于一个不懂中文的外国科学家。治学的严谨程度，虽然从学于西方，还是缺乏西方逻辑推理的缜密深度。

　　分析为什么中国科学发展16世纪以后落后于西方，必须追本溯源，首先探寻、研究出为什么16世纪以前，古代中国能够走在世界各民族的前列。比较一下“轴心时代”三大流派各自的特征，特别是中西的特征，也就不难找到答案之所在，继而寻觅出16世纪以后，我们中国在发展中丢失了什么，发展的是什么，一切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既然西方是在直觉与灵感基础上的“逻辑推理，实验证伪”这两件法宝使整个西方世界超越中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我国在16世纪以前，又是凭借着什么法宝，在没有运用“逻辑推理，实验证伪”的前提下，却在科学上、在文明发展上将整个西方世界抛在身后？我们民族使用何种方法，在那种低下的生产力环境下，诞生出如此丰富多彩的科学成果。我们必须寻根探源，使自己民族文化的源泉，从尘封之中重新喷发出清泉，流淌滋养整个中华民族，我们要加以研究和继承，并且发扬光大它们。

　　民族文明的底蕴和特点，是民族文化和科学以及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分析16世纪以前中国的文化与科学为什么会走在世界的前列，而在16世纪以后又反被西方超越而甩在他们身后，其中的答案，实际上就在老子《德道经》和《周易》这两部世界著名的经典之中。古代东方是凭借着这两部著名经典，使我们的祖先产生大慧大智，而不仅仅是直觉与灵感，是在人的精神系统中培养出慧智双运的心灵与头脑，以慧识作为科学创造力的能量源泉，以智识实现慧识的发现，而产生科学的成果。老子的《德道经》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食粮，是中国文化能量的源泉，《周易》则是中国文化和科学发展的方法论。《德道经》和《周易》这两部经典就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源泉和土壤，她们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中国文化和科学发展的根柢，是中华文化和科学发展的源头活水。

　　①常秉义：《周易与中医》，第7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4月。

游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