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春锦：学国学，到底该学什么？

　　什么是经典诵读？什么是道德经典诵读？经典、道德经典、《德道经》三者的概念如何？

　　著名国学名家熊春锦先生告诉我们：“国学”一词出现于二十世纪初，产生于西学东渐时期，是一批爱国志士为了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的特色免受西方思想的侵蚀而提出的。概括起来讲，国学就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区别于别的国家和民族、而表现在思维方式、哲学观、文化、艺术、科技、信仰等层面上的各门类学说的总和。

　　熊春锦先生认为：经典诵读基本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经”的诵读，一类是“典”的诵读。

　　对于“经”的界定，它的层级就比“典”的层次要高一些。历史上根据文化系统，特别是人文系统的发展来说，“经”是世界各民族在获得精神营养和后天智识这两个层面上，能够同时起到教育作用的一个范本或者文章。你看中国的经典、世界级的经典，大部分都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能够包罗我们三维空间的知识，也能够给我们提供精神层面的营养，或者说它能够穿越太极图中央阴阳两极的弦线，能够同步提升我们的智和慧，使智和慧这两个系统同步提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脑负责记忆，负责思维判断，而心灵负责感受，负责捕捉直觉。要想提高人类这两个层面的知识、文化和素质，就要注重“经”的诵读。

　　“典”的作用，它注重反映历史前人在大智慧情况下产生的一些文字记录，基本上都是一些知识层面的，而不是文化层面的，或者说文化层面的内涵比较少一些，不具备同时穿越阴阳，包罗黑白两个层面上的一些知识或者营养，不具备双重作用，只是单方面的作用，也就是说“典”当中所含太极白里面的内容比较多。而且“典”的概念，在近代社会民众的解释定位，通常已经改变了古代对“典”的定义，现代人们一般的定义都是将“典”与古代所定义“书”的概念同等解析和理解。社会上一般所说的经典，在典这一系统中，现在这个典字，已经成了书的代名词。我们也要注意这种学术上和通俗中的不同。
　　对我们来说，人们往往注重后天智识的比较多，而注重直觉和灵感提升的就比较少，所以在我国历史时期，凡是注重了“经”的诵读，把“经”的诵读作为国家重要精神课题的历史时期，国家强盛，政治清明。比如汉代的“文景之治”，这个时期是用“黄老”的经典来指导官员们进行诵读，并且根据这个经典来选拔治国的人才，他就带来了文景之治的辉煌。汉代时候，由于汉武帝的专权作用和董仲舒的禁言，以及田蚡（当时的宰相，汉武帝的舅舅），他们出面联手把《黄帝四经》清除了，而且把《老子》五千言原来比较接近原著的《德道经》颠倒为《道德经》，并且把经文内容也做了一些修改，修改成了后来《道德经》的通行本这样一个格局。但在唐朝，在这样的背景下仍然采用《老子》五千言，进行了全民的教育，还是带来了唐代的辉煌，这个辉煌到目前为止在世界各国的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

　　从这个好的历史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凡是真正注重了“经”的诵读教育的，培养出来的人才既能够提升全民的人文质量，同时也给社会的昌盛中兴带来极大的帮助。但是宋明以后八股文出现了，只读“书”而不读“经”，只读了《四书》而没有提倡经典，并且在“经”里面将最著名的《易经》也清除出去了，这个时候中国的教育就基本上进入了一个僵化时期。所以历史发展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就必然出现了一个反对诵读“书”的这样一个历史现象。当时由于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人们突然从八股文的禁锢中苏醒过来，也发生了一些“连孩子带水一起泼出去”的现象。

　　在我们现代人理解诵读“书”和经典这个方面，诵读“书”和诵读“经”基本上在社会上已经同时出现了，并且从上世纪末期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如果我们只诵读以儒学为代表的“书”，那么它对于我们如何通过潜移默化方式，来使孩子们获得人文素质与品格提升方面，看起来是不足的。因为全国有的地方已经推行了十年，有的地方已经推行七八年，专门选择“书”一类的典籍，来指导孩子们进行道德教育，到了一定的层次和阶段以后，由于“书”里面的深刻内涵，对精神层面潜移默化的作用，只能够使孩子们在品格上受到一些培养和教育，但是对内在物质能量的提升上，对同步将道德心灵与益智开慧同时开发方面，却受到了限制，而这一点恰恰就是要通过诵读“经”来解决的问题。
　　凡是能够将“经”和“书”恰到好处的结合在一起进行诵读，就可以突破这个瓶颈阶段。就象台湾的王财贵教授，他怎样推广经典诵读？在大陆他推广的是诵读“书”，而没有推广诵读“经”，但我们看看他自己的讲话里面就有个现象：他指导自己儿子诵读的是“经”，特别是诵读《老子》五千言，使他原本弱智的儿子改变了现状。这个儿子七八岁还在流口水，本来表达能力和思维水平都不行，但他就利用了一个暑期，暑假期间指导自己的儿子把《老子》五千言背诵下来，结果他的孩子的智识和慧识就同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些年总结出来的经验证明：如果你诵读“书”，只诵读《千字文》，《弟子规》等等有关“书”方面的内容，那么可以对孩子们的道德品格有比较良好的规范作用，但是对他们提高人文素质，真正地改变他们的智慧方面，却遇到了明显的局限，产生的效果并不好。如果说把“经”和“书”结合起来，特别是对八岁以后的孩子们将“经”和“书”结合的比较紧密，那么就会既打造了道德品格，也会获得智慧的营养滋润。使他们的智识水平也上升到一个新层面，因为“经”里面有精神营养能量，这种能量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又客观的组合在我们古代文言文的文字和词句的结构当中，只要我们通过诵读，就能够激活开启我们内环境与外环境连接的一些门窗。这个仓库通路一旦激活，那么这个品格的打造，从自然当中获得能量，也就会出现明显的改观。这也是在大量的经典诵读推广中获得的一些体会，获得的验证。在“经”和“书”这两个层面上，我们只有把这两点都抓住，那么也就能够在教育过程当中既能使孩子的人文素质获得提高，道德规范，道德品质获得提高，也能对他们后天学习知识的智识能力，获得全面的提升和改观。

　　你看现在人们一提到《易经》，大都认为是街头摆摊算卦的，我们中国人都是这么认为《易经》的。但是为什么在西方，人们一看到《易经》以后，认为《易经》是一部科学，西方很快的就与他的数学理论和科学理论相结合，而产生了大量的发明创造。西方人能够从简单的符号中悟到科学道理，而我们却不能认识，这其中的原因在哪里呢？
　　实际上，我们中国人在进行了八股文的教育以后，缺乏了直觉和灵感，无法从祖先们最简单、最原始、最接近自然真理的符号当中，去解读深刻的科学道理。所以我们现在如果真正把我们整个民族、孩子们的直觉和灵感都能够培养好，应该用早期最原始、最真实，也就是《老子》五千言原本本意的《德道经》来进行诵读。

　　因此，儿童应该最开始诵读老子德道经。

　　再比如说《易经》，他主要是开启每一个孩子的科学头脑，用最简单的方式，运用自己的直觉和灵感，发现天地宇宙间最基本的运算规律，来进行推演，认识自然，认识世界。熊春锦先生认为：《德道经》，它本来的格局是以德进道，只有具备了德的品格，同时又具备了德的能量，这样才能够认识自然的规律。同时掌握《易经》进行推演，进行运算，这个方面的知识基本上构成了我们道德根文化的一个系统。

　　我们国家民族为什么在十六世纪以前，无论是综合国力，还是科学发明创造，一直都是走在西方的前面，然而在十六世纪以后，我们民族的创造力就明显的萎缩了，就落后到了西方各国的后面。这里面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注重培养国民和民族精神当中的直觉和灵感，而只是片面的注重通过后天的智识学习前人所积累下来的经验，而缺乏发明创造的能力。因为发明创造都是要建立在对前人知识掌握的基础上，然后通过自己的直觉和灵感，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发明创造。

　　德慧智经典诵读，是国学明家熊春锦先生提出的“德慧智”经典诵读理念，立足于道德品格的培养，通过诵读经典，获得上善的道德精神食粮。
　　因此，儿童学国学，主要目标是通过对期间孩童的德慧智全面的教育，能够培养和提升孩子的道德品格，培养他们的感恩心、博爱心、忠孝心、宽容心、自省心，形成孩子良好的学习态度。以上善的道德能量启迪孩子先天的慧性，使孩子在接收圣贤文化的同步，可以拥有智慧的头脑，上善的品格。

　　物质文明的发展，离不开人得创造力，人类的创造力来源于人得“慧识”（直觉、灵感），是慧识通过智识产生新发现、新理念、新发明、新创造。人的慧识又必须以德的能量作为创造力的源泉。

　　家长自身的道德素质，老师自身的道德素质，以及道德品格与能量，家长与老师的知经、识经、重经、用经，以及明明德，归于儿童德影响很重要。

　　因此儿童经典诵读应该抓住三个关键：选取能培养儿童德、慧、智的经合典。

　　运用老子《德道经》这一万经之王，建设道德的心灵和开启慧心之窍；

　　运用《周易》对自然规律的揭示，开启慧智头脑，建立天人合一的理念；

　　运用《大学》《中庸》《论语》培育儒者的品格与风骨，成为入世精英；

　　运用《黄帝内经》医典之祖，确立正确的生命观，造就生命科学的人才；

　　运用《弟子规》《三字经》《格言连壁》规范制约后天意识，培补道德品格之不足。

　　培养孩子成为以德一为统帅，以慧识为发明创造力的根本，以智识为造福国家社会的应用，成为德一为统帅慧智双运的人才。
游金地